【简介：】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日本航空学校》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本文目录一览：
1、把日本航空队联队长打到切腹自尽，谁说抗战的中国没
2、1940年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日本航空学校》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一览：
- 1、把日本航空队联队长打到切腹自尽，谁说抗战的中国没
- 2、1940年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 3、中国空军有多少架战机：或师承日本
- 4、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航校飞机
- 5、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把日本航空队联队长打到切腹自尽，谁说抗战的中国没
一个打十个，把日本航空队联队长打到切腹自尽，谁说抗战的中国没有空军！
这是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这位飞行员，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而被铭记。但我们要怀念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当时中国的空中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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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
日本的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轰炸机，每架携带着2枚250公斤的炸弹，从台北的日本空军基地起飞，飞向中国大陆。
这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命令。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中国的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本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在大日本帝国的空军面前主动出击！
所以，这是日军的一次报复行动，报复的目标之一，就是上海附近的杭州笕桥机场。与黄埔军校齐名的笕桥中央航校，可以说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如果能摧毁笕桥机场，不仅可以缓解在上海作战的日军的压力，更能一举摧毁中国空军的士气。
“九六式”轰炸机
8月14日下午，9架“九六式”轰炸机飞临笕桥机场上空，日本的飞行员甚至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飞机正在向机场降落。
根据情报，中国空军的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中队，刚刚从河南的周口转场到杭州的笕桥机场，刚降落的飞机肯定燃料已经不足，正是攻击的好时机。
笕桥机场的空袭警报拉响了。
日本飞行员吃惊地发现，刚刚降落的中国飞机，立刻滑出跑道起飞升空，而正在降落的中国飞机随即拉升了机头，转身向自己的编队扑来。
淞沪会战的第一场空战，就在笕桥机场上空拉开。这是一场遭遇战。按理说，日本空军的轰炸机应该有战斗机护航，但当天因为天气原因，日军航母上的“九六式”舰载机不能起飞。更重要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根本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像样的空军力量，认为单凭“九六式”轰炸机就够了。“九六式”轰炸机是日本三菱重工研发的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单翼战斗机，虽然体型笨重，但每架飞机上配有3挺7.7毫米口径的旋回机枪，完全可以对抗普通战斗机。
而中国空军驾驶的，是从美国购买的霍克–3 型双翼驱逐机，火力不及“九六式”轰炸机，但飞机性能上却优于对手。
霍克 -3 型驱逐机
这场不到 30 分钟的空中绞杀，结局让日本人大吃一惊，甚至让中国人也大吃一惊：日本空军被击落三架飞机（当时战报是击落 6架），击伤一架，而中国空军无一损失！
杭州的报纸，两个小时后就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
全国沸腾。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问消息是否属实，然后询问：击落第一架日本飞机的我方飞行员叫什么名字？
他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高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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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航，原名高铭久，190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县。1920年，13岁的高志航考入了奉天中法学校，后来又进了张作霖父子办的炮科学校（东北军当时以炮兵打天下）。 1922年，张学良改组军队，决定大力发展空军，从国外买了120多架飞机（可见当时张氏父子多么有钱），筹建空军学校，并准备从炮科学校中选拔18名学员到法国留学学习飞行技术。
当时高志航非常想去，但因为身高只有167厘米，落选了。他一个人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没人理睬。后来，他用法语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把名字“铭久”改成了“志航”，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张学良最终同意将高志航加入留学生的行列。
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驾驶员，随即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高志航（前排右二）与留法同学的合影
在那期间，高志航遭遇了一次事故：他试驾一架刚买进的新型飞机，出了故障，弹出的操纵杆敲断了高志航的腿骨。因为接骨效果不理想，需要敲断重接。为了避免影响飞行员最重要的神经系统，高志航坚决不肯打药，在无麻醉状态下敲断腿骨重接。接完骨后，高志航的伤腿短了1厘米，从此人称“高瘸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放一枪，全线退回关内（详见本书收录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这件事给了高志航极大的刺激，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返回关内——作为一名当时中国极度稀缺的优秀飞行员，他希望能有一个报国的机会。
高志航当年的留法同学邢铲非，当时已经做到了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经他的介绍，高志航来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接受了一个高级班的短期培训。但因为他当时东北军的身份，处处受人猜忌和排挤，结业后只得到了一个空军见习少尉的头衔，还没有单独飞行资格。
高志航的座机（第四大队一号机）
但是，高志航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在之后几年，他通过刻苦自修，掌握了“夜间起飞不打灯”“倒飞”“弧形飞”等当时国际一流的飞行技术，并在几次检阅中技惊四座，很快就成为空军教导总队的少校总队副。
1936 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岁生日。那天，南京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当时，他那些拿手好戏让外国飞行员的特技都相形见绌，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高志航声名大振。
1935年，高志航奉命去意大利考察并购买飞机。在意大利，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对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大为赞赏，甚至希望他能留下，当然遭到了拒绝。意大利的飞机制造厂商出了重金贿赂高志航，试图让他买下一批落后的飞机带回国，高志航坚决不答应，随即向美国购买了100架霍克–3型飞机。
这就是1937年8月14日，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那批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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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1937年8月14日那一天。
当时笕桥机场上空大雨，由河南飞来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9架飞机刚刚降落在机场准备加油，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还在飞行途中，准备降落。
已经是第四大队队长的高志航，得到日机来袭的警报后，随即奔了出去。因为通信设施不灵，高志航骑了辆自行车，不停用手势加喊叫：“起飞！赶紧起飞！”在命令第二十一中队起飞迎敌后，高志航自己也跳上了一架霍克–3型战斗机，带了两架僚机迎了上去。
当时的日本“九六式”轰炸机编队因为过分轻敌，已经四处分散寻找轰炸目标，放弃了交叉火力掩护，这也给升空后的中国空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高志航率先在云层下发现了一架涂着迷彩色的“九六式”轰炸机，对方同时也发现了他，机枪马上从炮口中伸了出来。
但高志航不可能给予对手任何机会，他先是用机关枪摧毁了那架飞机的尾炮，然后从容跟进瞄准，精准击中了对手飞机的主油箱，日机像一个火球一般，坠落在钱塘江畔。
8月15日，不相信失败事实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 29 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2 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 17 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 架。
短短几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大日本帝国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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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扬眉吐气的胜利，毕竟只是暂时的。
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日本作战飞机是中国的7倍。
更关键的是，日本自己拥有飞机制造能力和技术更新能力（1940年后服役的著名“零式战机”，曾给中美空军造成巨大麻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而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从外国采购，本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飞行员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其中当然也包括高志航。
1937年11月，因为中国的飞机越打越少，只能从苏联秘密购买（美国当时因不愿得罪日本，不再向中国出口飞机）。高志航受命到兰州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月28日，转场的飞机抵达河南周口机场，随时准备飞赴南京支援前线。
1993 年，92 岁的张学良为《高志航传》题词
但是，这个情报却被日本人获悉了（一说是汉奸告密）。
11月28日清晨，数十架日军轰炸机飞临周口机场上空，对新到的中国飞机施行轰炸。高志航率先冲进机舱准备升空迎敌，但一连发动两次飞机都失败了。这时，炸弹已经在机场爆炸，身边的军械长劝他先找地方避一避。高志航回答：“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就在第三次发动的时候，密集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座机周围，高志航连同 14 架飞机，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殉国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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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殉国的，不仅仅是高志航。
当时，包括高志航在内，中国空军有“四大天王”。
乐以琴，曾被称作“空中赵子龙”，一人击落过8架日机。在南京保卫战中，与战友董明德驾驶仅存的两架飞机升空迎战数十架日机，飞机被击中后，跳伞落地身亡。时年23岁。
李桂丹，“八一四空战”中击落第二架日机的王牌飞行员。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以寡敌众，在击落3架敌机后，在空中被日机击中油箱，机毁人亡。时年24岁。
刘粹刚，一人击落过敌机11架。南京保卫战中，日机欺负中国空军已无力量，在南京上空做特技表演，刘粹刚单独驾驶飞机升空，在数万南京市民眼前击落日机一架。 1937年10月，在支援山西战场夜航时，为了保全珍贵的飞机而不肯跳伞，最终飞机撞上高平县魁星楼，机毁人亡，时年24岁。
除了这些英雄，还有一批名字值得铭记。
沈崇诲，在1937年8月19日的淞沪空战中，飞机冒烟起火，与同机的陈锡纯决定放弃跳伞，驾机撞击日军旗舰“出云号”，最终失败，坠机入海殉国。沈崇诲时年26岁，陈锡纯时年22岁。
陈怀民，在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飞机中弹起火，但他放弃跳伞，驾机翻转180度，与当时日本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的日机相撞，同归于尽。时年22岁。
上一：高志航，下一排左起：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
还有很多在空战中牺牲的飞行员，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
1944年第5期《中国的空军》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殉国成仁的烈士群》的文章，其中记载了很多当时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而最多的一句就是：“某天，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笕桥中央航校，同学之间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殉国。
这些飞行员殉国时，风华正茂，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退缩。刘粹刚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真的，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翻开当年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花名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与日本惨烈的空中战斗中，中国的第一批精英飞行员，基本没有一个活过1938年。
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之内，全部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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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说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阎海文。
1937年8月16日，隶属中国空军第五飞行大队的阎海文奉命轰炸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轰炸任务的返航过程中，阎海文的5210号座机被地面高炮击中，他被迫跳伞，却因为风向变化，落入了日军阵地。
大批的日军围了上来，他们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飞行士”，看看到底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能击落“大日本帝国”的飞机。
阎海文身边只有一把手枪，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话中，举枪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然后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
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向来做得细致。早在开战之前，中国空军有多少家底，他们早就已经摸得一清二楚。
但是，机器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子弹是冷的，血却是热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拿着低劣甚至原始的武器，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战场。哪怕是在最讲究武器与机械性能的空中战场，中国军人所表现出的魄力和战力，也让日本空军感到震撼。一位日本空军飞行员曾回忆：中国飞行员根本就不是来空战的，他们不要命一样，就像是来拼刺刀的。
因为他们不理解，一个人在保卫自己家乡国土的时候，能迸发出多大的勇气。一位笕桥中央航校六期的东北籍飞行员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进入笕桥就准备好有朝一日血洒长空，我抱定了舍生取义的信念，只盼在与敌同归于尽之前，打回东北去，驱逐日寇，把我的战机降落在家乡的机场！”
这位东北飞行员后来在江苏句容上空被击落阵亡。但千千万万的中国飞行员，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战场。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在空中击毁日机568架，在地面击毁日机599架（抗战后期，美国“飞虎队”加入后战局明显好转），日本陆海军航空兵被击毙、俘虏及失踪者，共计2764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空军伤亡14037人，损失飞机1813架。
阎海文自尽后，日本士兵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坟墓，立了块墓碑，上面写了“支那空军勇士之墓”，以示敬意。
那位记者木村，在发回国内的报道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向二战时期的勇士敬礼 望有帮助
1940年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日军保存着一段录像，它记录了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 转自铁血社区 ]
1940年，日军组织了一次对成都的空袭，出动了三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此时，按照日军的统计，中国空军应该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宣扬这次轰炸，他们在行动之前特意请了记者小柳和八木登上轰炸机，带着摄像机准备拍摄轰炸情景。
小柳次一，福冈县人，曾连续八年以陆军报道部嘱托的身份担任日军随军摄影记者。先后到过中国，菲律宾，千岛群岛等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日本军部最后的命令销毁所有胶片，以其拍摄的照片为主出版了《从军五千公里的历程》，《从军记者的战争》等，并在横滨和平祈愿馆等地举办过影展，1994年病逝。这一段镜头，是小柳在奉命拍摄轰炸成都影片时的“意外收获”。
当时成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空军本来就处于劣势，而且警报预警做得不够好，使我方经常遭到意外损失。到1940年，中国空军几乎荡然无存。
这种情况下，日军认为这次轰炸应该是一次很轻松的任务。但当日军飞到成都上空，发现有一架中国战斗机起飞迎战——仅仅一架，从空中如陨石一般凌空俯冲向三十二架日军轰炸机组成的机群。他在乱军中选择了自己的目标，恰好就是小柳和八木所在的轰炸机。所以，他单枪匹马如赵子龙般的雄姿被永远地记录在日本记者的电影胶片中。
他率先对敌机发起攻击，但当发现自己的机枪威力太小，打不下日军大型轰炸机后，日军惊恐地看到——这架中国飞机撞了过来。从拍摄画面来看，日本轰炸机发现危险后立即右转，两架飞机平行飞行了好几秒，中国战机好像悬停在了空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架双翼战斗机——这意味着它的起落架是不能收放的，这在二战中已经是很落后的机型了。
日军机群的拦阻火力拦不住这架艺高人胆大的中国战斗机，小柳的镜头里，满是这架战斗机射出的曳光弹的轨迹。这一次的射击没有落空，但日本轰炸机并没有被击中要害，那架中国战斗机似乎不肯甘心，一直打到极近的距离仍在开火——小柳在事后写的旁白中说这架中国战斗机在“离我们只有几米的距离”与其擦肩而过。
当时，这名中国飞行员就是开着一架如此落后的双翼飞机在三十二架日军飞机机群里穿梭攻击。首先，数量上1：32；其次，中国飞机只有机枪，很难打下日军的重型轰炸机，这使战斗还没打响，胜负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但这个中国人仍然无畏地杀入日军机阵中英勇冲杀。他在日军飞机中左冲右突，而后突围而走。
我非常好奇这个中国英雄到底是谁？查找资料后发现，他应该是一名中国空军航校的教官。日本人的情报非常准确，轰炸成都的时候，中国的空军战斗部队真的已经没有飞机了。这名教官驾着自己的教练机起飞迎战。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当时的事情。他没有重点写自己飞上天怎么与日军纠缠，也没有计算自己是否能够侥幸生还。他还有一句话：“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了抗日战争时候的中国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投入战斗。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战，而是一场捍卫我们文明的战争。
中国空军有多少架战机：或师承日本
中国空军有多少架战机：或师承日本？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历史上，曾存在过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日本战俘，却也是我军首个航空学校的飞行教员和技术保障人员。他们以敬业、负责的梢神，毫无保留地传授飞行技术和经验，为我军早期航空学校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后来我军空军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飞行教员和领导干部。
接收日本航空队
中国共产党对航空事业历来十分重视，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选派常乾坤、王弼等一些党员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1940年冬，常乾洲3、王弼等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建议，请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次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工程学校，王弼任校长，丁秋生为政委，常乾坤为教育长，主要学习航空基本原理和航空机械知识。1944年5月，中央军委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肮空研究组，又称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主要担负肮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与航空有关的率宜。可以看出，尽管彼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空军，也基本没有自己的飞机，但还是以未雨绸缪的战略性眼光，从理论和技术上为后来肮空学校能够迅速创办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其中明确指示：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等条件，筹建肮空学校，为以后建立人民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址。
1945年9月，常乾坤带领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原工程学校部分同志组成首批建校骨干。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筹办航空学校，最缺的就是有实飞经验的教员。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困难引刃而解。
原来，日军在东北曾驻扎着一支飞行部队，部队长叫林保毅(原名为林弥一郎》。拥有一部分零式战斗机、重型轰炸机以及99式高级教练机。驻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机场，主要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这支部队技术装备齐全，飞行人员技术也好。日本政府宜布无条件投降后，这支部队既不想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我军投降。林保毅率领300多人，遗弃机场和 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途中，在凤以城南面的山里被我军发现并包围。经谈判，林保毅同意率队向我军投降。次日，他带队下山进入我方为他们指定的受降地点。我方为表示诚意，对部分日军军官不愿交出指挥刀并没有作强制要求，只是要求他们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解除武装后的日本航空队，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中。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我军千方百计筹买了一部分大米给他们送过去。
1945年10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曾克林在本溪的一所学校里专门为这批日军部队的军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讲清我方的政策，并送给他们5头牛、50只羊以表优待。在这次会上，林保毅等人一方面表示希望遣返日本，另一方而又表示，部队什么事都不干等着回日本也不好，要求先让他们去修公路或者到煤矿做工。
两天后，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在沈阳接见了林保毅及其部队的几名军官。伍修权告诉林保毅:现在我们需要创办一所航校。训练航空技术人员，你们在这方面有特长，有经验，欢迎你们在回国之前帮助我们培训航空技术人员。临别时，伍修权解下腰间配枪，送给林保毅，并说:“这是我长征以来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枪，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林保毅一行的意料，他们当即对共产党人的气魄钦佩不已。表示愿意为我方效力。
林保毅所带人员中，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其余为通讯、气象等各类地面保障技术人员近200人。这样一支既有飞行实践、又有技术保障经验的技术力皿，对于刚刚创建的航校来说，意义重大。
日本教员参与航校建设
接收林保毅部后，中共东北局专门针对这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制定了工作方针，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窖较深，但他们既然答应帮我们培ail飞行员，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为此生活上要优待，人格上要尊重，工作上要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同时，还指派不久前从汪伪政府起义过来的飞行员蔡云翔等人去做林保毅部队的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党中央和东北局还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干事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抽调来航校。航校在政治部专门设了一个日本工作科（对外称技术人员工作科），任命杉本一夫为科长，并在日本机务人员中经考核合格，选调了几个千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管理架构。
民国空军资料图
1945年11月中旬，伍修权通知航校负责人刘凤、黄乃一等人去其办公室开会，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肮空事业的领导，委员会暂由伍修权、黄乃一、刘凤、蔡云翔、林保毅5人组成。这次会议研究决定了航校当前的几件主要工作:一是解决飞机及其航空器材问题;二是组织招生;三是尽快成立航空队。
会后，由刘凤组团,人员到各地习我和修理旧飞机、收染航空器材。飞机找到后，主要交给蔡云翔及其日本技术人员来修理。修好后，先由日本教员来试飞。1945年12月15日，机务人员修好一架飞机，林保毅亲自试飞。飞衫咆飞后不久就发生事故摔了下来，林身负爪伤。在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下，林终于挽网性命。当时航校的主要领导都在医院等候，林保毅苏醒后看到大家都在他病床前，十分感动，这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认识，对其后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
民国空军资料图
林保毅针对肮校的招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们现在要选的飞行学生，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的骨干，飞行员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认为绝对忠多开肆而人。随后，他才提出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身体、年龄等条件。根据林的建议，结合其他人意见，最终确定了当时招飞的条件:一要出身较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1945年底，招生工作还没来得及展开，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航校被迫撤往通化。在转场时，一架飞机偏肮，在桓仁县郊外雪地里迫降，螺旋桨被打坏。因为飞行员是日本人，穿的也是日本飞行服装，他害怕从村里走被老百姓抓住当俘虏，只好按手中的飞行地图，在山沟密林里走了两三天才到达通化。他向领导提出，要求派机务人员带螺旋桨同去把飞机修好再飞回来，并表示若飞不回来宁可剖腹自杀。航校领导本意是他比较疲劳了，拟另派人去。林保毅认为，这个飞行员的技术是好的，飞机偏航主要是雪后地面目标看不清，没有地面无线电联系也是重要原因，他建议仍然让这个日本人去飞，并保证可以飞回来。最终，这个飞行员把飞机修好后安全地飞回通化驻地。这件事，也山坑校领导对日本人对待命令的态度和性格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在通化稍事休整后，航校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恰巧山东抗大一分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一千多名学生此时到达通化。经批准，决定从这一千多人中选调部分学生到航校学习。原来预计选调120名，本以为“百里挑一”问题不大，不过最终只选调到一百零几人，后又通过其他途径陆续招收了数十人进校学习。但学员的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有的连算术的四则运算都不大会。要口姑些人去学飞行理论及相关的代数、几何和力学，显然不太现实。不少学员叫苦不迭，有的甚至打了退堂鼓。对此，日本教员调整了教学方式，将原来先学理论、原理，再逐步接触实际的教学模式调整为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教学方针，即把那些不能用的旧飞机、发动机和器材拐倒教室里，让教员边讲边做。讲一个书Lf'名称，就把实物拿给大家看一遍；讲一个原理，就给大家实际操作表演一番。除了文化基础差，语言不通是影响教学的另一个困难。一次，日本教官讲操作系统，翻译把“驾驶杆”译由于语言不通，在明确转弯坡度时，日本教员常用手势来示意，一个手指头表示转弯坡度15度，两个表示30度。就是靠这种土法子、笨方法。不少人终于掌握了驾驶技术，飞上蓝天。不少学员对日籍教员印象深刻，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提回忆说，他在肮校的第一次飞行就出现严重的操作失误，差点机毁人亡。带飞的一位日本教员认为他“动作太粗，不能飞了!”后来他被编入另一个组，由另一名叫蓦木的日本人教他。这个教员经常给他开“小灶”，一有空就带推倒衫嘶的大草坪上练习推杆等动作，“每次做完，他总是以鼓励的目光瞧着我，说的也都是鼓励的话，总是这样说‘这次很好!’然后再心平气和地指出我的毛病。”在这个日本教员的悉心指导下。刘玉堤很快赶上了比他早飞一个多月的同学。
民国空军资料图
1946年元旦，航校全体人员在原通化中学的操场上集合，举行了航空总队成立大会。会上，朱瑞宣布航空总队正式成立，朱瑞兼任总队长，吴溉之兼任总队政委，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经前期扎实准备，3月1日，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航校一一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后改为“六一部队“)，校长朱瑞，政委吴溉之，林保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平息暴动
航校人员抵达通化后不久，就遇到一场由国民党特务发动、航校内少数日本技术人员参与的暴乱活动。
暴乱发起人为国民党通化特区书记长和特派员孙耕尧，他了解到在通化当时居住有十余万日本平民和部分日本关东军溃散军人，便想利用这股力址发动暴动，以策应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于是他和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参谋长滕田相勾结。为讨好日本人，他还将名字改成“孙耕晓”。特愈添加了一个“旧”字。暴动计划由滕田拟定。滕田负责策动并指挥日本人暴动，孙耕尧负责策动中国人响应。暴动时间定在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
2月2日晚八时，通化支队一个曾被孙拼尧威逼策反的干部向领导报告了孙耕尧的肠动计划，并提供了孙的住址。获悉消息后，政委吴溉之立即派部队将孙耕尧抓获并查获暴动计划。从中得知，航空总队一日籍飞行员将于天明后驾驶一架飞机为暴动助威，于是立即将该人逮捕。当时修好和待修的飞机都在扫Uto，大部分日本人也驻在机场，守卫机场的只有三个班的战士，而且都是到通化后招的新兵。为防止机场的日本人参加基动，吴溉之从朝鲜族李洪光支队又调了一个连放到书U厉，这样守卫力址得到了增强。人员到齐后，他们把机场的日本人全部集中到三间大宿舍监视苦戒起来。最终，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暴动被成功平息。
期间，被抓住的那个日本飞行员交代说，暴动头子就是林保毅。有人建议立即枪毙林保毅。总队领导认为仅凭个别人的一句话，证据不足，就只对林保毅暂时采取监护措施。不久，滕田被抓获。后经多方查证，林与暴动没有关系。于是总队长朱瑞将林保毅找来谈话，告知他与暴动无关，不过他的手下的确有人参加了暴动，要求他加强管束。出于对林的信任，暴动事件发生后。仍然让他担任飞行主任教官，还让他的部属继续工作。林保毅当即表示，自己原认为在日本军人中挺精明的，现在感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自己还是个小学生。
中方人员也从暴动中吸取教训，对来历不明的日本非技术人员进行了清理，撤销了林保毅部队原来的一切建制和上下隶属关系，所有日本技术人员都作为个人直接受航校各专业部门领导和管理，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小团体、小帮派的形成，保证了后期队伍的稳定。
保持信任、共克时艰
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进攻南满，通化形势再次紧张起来。航校被迫向牡丹江转移。转移途中，大家等四个日本人驾驶的一架运输机撞上山头，机毁人亡。
9月，国民党占领沈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受到威胁，航校被迫再次东迁，向东安转移。国民党空军很快豁到了东安。对东安扫嘶进行轰炸、扫射。为保存力坦，部分飞行部队迁到了更偏远的千振，继续坚持飞行训练。这段时期也是航校最为艰苦的岁月。限于条件，当时也没有现在所谓的“空勤灶，和“地勤灶”，飞行员也和大家一样，吃的是玉米碰和高粱米，经常吃的菜就是土豆、萝卜、豆腐、白菜和咸菜，偶尔周末能包一顿饺子吃。住的也十分艰苦，不管飞行教员、学员还是机务人员，全部住在一个破旧榨油房的二楼，睡大通铺，底下铺着稻草。冬天，气温零下三四十度，许多技术人员没有棉工作服、棉手套。飞行员为了御寒，只好多穿几件旧军装上天飞行。机务人员一旦不戴手套，手一接触金属就会被冻得枯住。
当时，为防止敌杉康炸，一，般都是早上八点前、下午四点后进行飞行训练。下午还好，早上飞行，地勤人员需要提前三到四个小时起床作准备，冬天的时候还要先烧火给飞机发动机升温，把润滑油加温到60多度才能倒进油箱。没有加油车，每次飞行结束后，都要把飞机上的汽油放光，下次飞行前地勤人员再一桶一桶地加进飞机。条件如此艰苦，大多数日本人的思想却基本没有出现波动，这与我方扎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密不可分，因为就在此前不久，校内日本教员曾闹过一次回国潮。
当时，肮校刚撤到牡丹江不久，恰逢国民党政府连续大批适返日本居民回国，加上航校飞机、航材以及汽油等日益缺乏，有的日本人对前途丧失佰心，要求立即遣送回国。甚至直撼片勇言不千了。对此，航校领导首先做好“日工科”日本人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悄，要求他们正确对待这股“回国风”，通过他们再去做日本技术员的工作；其次对不尊重教官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三是与林保毅等主管教官们进行逐个谈话，要求他们带好头；程中，采取点到即止，既讲明他们的错误，又注意照顾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少人很受教育和感动，“回国风”很快平息。1946年底，航校参照延安整风的经验，开展了一次思想整顿运动，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在一日工科，的组织领导下，也进行了学习和对照检查。少数日本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湘享的学习兴趣。
1947年秋，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方局势趋于稳定，航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飞行教学中。日本飞行员与中方人员一起，面对初、中级教练机缺乏的困难。采取一个日本飞行员带一个中方学员的方法，直接上高级教练机带飞，一期甲班飞行学员吴元仁在教员只带飞了12个小时后，就首个实现单飞。同时，为解决航油匾乏的问题，中日技术人员以汽油兑酒精进行混烧，在地面混烧成功后，由日籍飞行员黑田和航校副校长白起一同试飞，结果取得完全成功，从而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飞行训练所需，还为前方汽车运愉解决了燃料问监。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同时在全国新建六所航校。东北老航校大部分领导千部和技术骨干被抽调去组建新航校，包括大部分日籍技术人员在内的留守人员被编为第七航校。这批日本教官共培养出160名飞行员，其中23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等都是从侧匕老航校走出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日籍技术人员陆续回国。其中杉本一夫1954年回国，他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十分欣赏，回国后组织成立了“实践科学研讨会”。林保毅在中国与日籍女护士清子结婚，在中国生下三女-子，1956年回国。回国后，他组织原来在七航校_TT作过的日本人成立了“航七会”后发展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日中和平友好会”会员达八百多人。最后是召开一次大会，对全校日本人进行公开教育。在教育过程中，采取点到即止，既讲明他们的错误，又注意照顾他们的民族自尊L，不少人很受教育和感动，“回国风”很快平息。1946年底，航校参照延安整风的经验，开展了一次思想整顿运动，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在一日工科，的组织领导下，也进行了学习和对照检查。少数日本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湘享的学习兴趣。
1947年秋，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方局势趋于稳定，航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飞行教学中，日本飞行员与中方人员一起，面对初、中级教练机缺乏的困难，采取一个日本飞行员带一个中方学员的方法，直接上高级教练机带飞，一期甲斑飞行学员吴元仁在教员只带飞了12个小时后，就首个实现单飞。同时，为解决航油曦乏的问题，中日技术人员以汽油兑酒精进行混烧，在地面混烧成功后。由日籍飞行员黑田和航校副校长白起一同试飞，结果取得完全成功，从而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飞行动训练所需，还为前方汽车运翰解决了燃料问理。
民国空军资料图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同时在全国新建六所航校。东北老航校大部分领导千部和技术骨干被抽调去组建新航校，包括大部分日籍技术人员在内的留守人员被编为第七肮校。这批日本教官共培养出160名飞行员，其中23人锄口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等都是从拟七老航校走出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日籍技术人员陆续回国。其中杉本一夫1954年回国，他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十分欣赏，回国后组织成立了“实践科学研讨会”。林保毅在中国与日籍女护士清子结婚，在中国生下三女-子，1956年回国。回国后，他组织原来在七航校工作过的日本人成立了“航七会”后发展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日中和平友好会”，会员达八百多人。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航校飞机
东北老航校的飞机大多是从东北各地的日军手中缴获的，有各型日制飞机120余架。航校以其中的46架（可飞的36架）为主要装备，开展了飞行训练。
国际四式基本练习机（Kokusai Ki-86 Cypress）
通常称为“英格曼练习机”。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先后缴获了10馀架不完整的国际4式基本练习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初期，经拼凑修复4架该型飞机。1946年6月7日首次使用该机带飞学员时，即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事后检查其馀3架也有故障，遂停止使用。
立川 九九式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5 Ida）
通常称为“九九高练”。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100馀台发动机、汽油与备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又缴获了一批九九高练，经修理拼凑后约有30架可以使用，成航校的主力教练机。由于东北老航校当时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所以采用直上99高练的方法训练新飞行员。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9高练23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3年最后14架退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都陈列有该型飞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4Hickory ）
通常称为“双发高练”。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加上先前1945年9月初，八路军民兵在山东根据地缴获日军1架该型机。此后共有5架“双发高练”在东北老航校作双发运输机和高级教练机使用。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双发高练”4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1年这批飞机被用于训练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第一批女飞行员。1952年这4架飞机退役。
满飞二式高等练习机（Manshu Ki-79b）
此机是双座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二式高等练习机”。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了几架“满飞（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位于哈尔滨）2”式高等练习机，但因备件不足而无法使用。随着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城市和飞机工厂，缴获了大量飞机器材，2式高等练习机才得以恢复使用。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式高等练习机3架，均在第7航校使用。1953年，这3架飞机退役。战后印尼至少拥有该型机九架之多。
中岛一式战斗机“隼”（Nakajima Ki-43Oscar ）
二战时大坂基地的一式战斗机日本陆军第一式战斗机，通常称为“隼”式战斗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4月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同年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先后缴获了1式1型战斗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隼”式战斗机5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这5架飞机退役。
中岛二式重型战斗机“钟馗”（Nakajima Ki-44 Tojo）
该机是日本中岛公司在1938年与1式战斗机同时研制的防空用重型高速战斗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军队缴获了一批中岛2式战斗机。国军曾用该机装备了第6大队18分队。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也缴获了3架中岛2式战斗机2型乙，在航校用于飞行训练。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架中岛2式重型战斗机，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
川崎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Kawasaki Ki-48 Lily）
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接替93式轻轰炸机的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由日本川崎航空机公司于1937年12月研制，各型累计共生产2000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革命军缴获了一批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由于数量众多，国军曾于1945年10月用该机装备了第6大队5中队。东北民主联军也缴获该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1架99式轻空炸机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该机退役。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Mitsubishi Ki-5l Sonia）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是一种性能介于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之间的机型。1938年2月，日本三菱公司按军方提出的要求，开始研制用于袭击地面目标的袭击机。三菱公司以九七式轻轰炸机为基础，减小尺寸、减轻重量，设计了一种战场侦察机兼袭击机。九九式乙型为袭击机，机身下下部增设了装甲板，左右机翼各增装了1挺12.7毫米机枪；外翼下可挂4枚小型炸弹。九九式甲、乙型在三菱工厂生产到1944年，累计生产1472架。侵华日军从九九式飞机刚投产即将其广泛用于中国战场，其中包括军侦察机和袭击机。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了九九式乙型袭击机。航空学校用于飞行训练，直至1953年最后4架退役。
三菱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Mitsubishi Ki-15 Babs）
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ki-15-II）司令部侦察机主要用于战略性的远程照相侦察、相当于现代的战略侦察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孙家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1948年下半年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修复后用于飞行训练。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时，还有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2架，均在航校使用，1951年退役。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Tachikawa Ki-36 Ida）
该机是日军将九八式直协侦察机改变用途而成的联络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98式飞机到1944年停产，累计生产1333架。侵华日军曾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98式直协侦察机，以后又将部分该机转为联络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缴获了该型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8式联络机2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
三菱一〇〇式运输机（Mitsubishi Ki-57 Topsy）
三菱公司于1939年8月在九七式重轰炸机基础上研制的人员运输机，采用了与九七式重轰炸机相同的主机翼、动力装置、着陆装置等。1940年9月，首架一〇〇式运输机制成。适合载运伞兵。该机的日本民用型号是（日文）MC-20。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了该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唯一的一架MC-20运输机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该机退役。
三菱九七式单发轻轰炸机（Mitsubishi Ki-30 Ann）
三菱97式攻击机（原名97式轻爆击机）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第壹种单翼全金属攻击机·是原三菱93式的后继机，该机除翼下装有炸弹挂架外·机身腹部也设有开放式的炸弹舱，采用带有半整流罩的舱盖；1938年后由三菱飞机厂及日本陆军航空工厂联合生产，至1940年止共出厂686架。1938年1月首次配属陆军航空队第9飞行队在中国华北战场出现·曾参加徐州会战和在华南战线上使用，亦参加初期的太平洋战斗；在中国东北则驻有第32飞行队，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搜集日本飞机时曾获得3架，曾提供其航校训练用。
三菱一〇〇式3型乙防空战斗（拦截）机（Mitsubishi Ki-46-III Dinah）
1936年日本三菱飞机厂生产的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以其速度快、续航运的优点为轰炸机开道而横行壹时；为了再提高侦察机的性能，军方向三菱再提出设计壹种高度在6000米以上，速度达到600公里埘，能续航6小时以上的快速侦察机；1937年12月27日由久保富夫工程师负责设计，1939年11月制出原型机，1940年又继续制出8架作试验，随后小批量生产26架试用，等到量产时该机共有4个修改型，除设备上有所改进外，主要是机头型状作了修改，其中的III型曾改作防空战斗机而称为“III乙”型，共改造过75架。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接收两架。其中一架编入1949年3月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机飞行大队”第1中队使用。
川崎2式双座重型战斗机“屠龙”改型丁（Kawasaki Ki-45 Nick）
川崎2式是一种装有重武器的双座重型战斗/攻击机，该机根据作战任务而有5种修改型，也供夜间作战之用，能作攻击、轰炸、导航多种用途·其中II、III型曾配用于东北和华中战场基地。当1944年秋美国驻成都基地的B-29空袭东北鞍山的日本军事经济要地时，“屠龙”所属的第28战斗飞行队和第16独立航空队曾多次参加对B-29的截击战斗：后来，当苏军进攻东北时，“屠龙”丙型曾在机头安装37mm的机炮对苏联坦克进行低空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接收的3架”屠龙”是属于”改丁’型，后曾调入1949年3月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飞行大队第1中队使用。 名称 数 量 合计 “九九”高练 30 架 ( 待修 6 架 ) 90 架
其中待修
35 架 “双发”向练 4 架 ( 待修 1 架 ) “隼式”高练 4 架 ( 待修 3 架 ) P 一 51 21 架 ( 待修 ll 架 ) C —— 46 5 架 ( 待修 1 架 ) B —— 24 2 架 B —— 25 4 架 ( 待修 4 架 ) L —— 5 6 架 ( 待修 4 架 ) C —— 47 l 架 MC 1 架 ( 待修 1 架 ) PT 一 19 2 架 ( 待修 l 架 ) “北美”式 1 架 “零”式 3 架 ( 待修 3 架 ) “重成”式 3 架 “九七”袭击机 3 架 日制发动机 86 台、待修 90 台 326 台 美制发动机 ?5 台、待修 75 台 工厂 7 所 7 所 机床 325 台、待修 1219 台 1544 台 汽油 250011 吨 280011 吨 滑油 300 吨 1946年至1947年
飞机以青天白日徽外镶白圈涂装机身与机翼。尾翼则是四蓝条间三白条。
1947年至1949年
飞机以五角星内镶中字徽涂装机身与机翼。尾翼则是四红条间三白条。
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拍摄并留下了这段让我们今天看了都忍不住流泪的悲壮影像！时长7分钟，强烈建议看视频你自己在网上搜索视频看 看文字的很少 望采纳
记录了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1940年，为了逼迫中国投降，日军连续组织对重庆、成都等地进行战略空袭，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损失。7月2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出动了32架重型轰炸机对成都进行空袭。这次空袭有些特殊，因为日军竟然在其中一架轰炸机上配置了一个摄影组。按照日军的统计，经过连续战斗，在成都的中国空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为了宣扬轰炸效果，他们在出动之前派遣战地记者小柳和八木登上其中一架轰炸机，带着摄影机准备拍摄轰炸场景，作为新闻片向日本本土的国民播放。
送两名记者登机的时候，日军认为这次轰炸应该是一次很轻松的任务。
31架日本陆航轰炸机组成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大型编队——由于航程的原因，日军未出动战斗机为其护航。两名日本记者所在的飞机则在编队侧面单独行动，拍下了不少“威风凛凛”的镜头。
当轰炸机群即将飞到成都上空之际，一声警报打断了他们。日军射击手匆忙开启自卫机枪的保险，慌乱地四面张望——中国战斗机起飞迎战了！
转眼间，一架中国战斗机便出现在日机编队的斜上方——仅仅一架。在这场1对32的对决中，那架中国战斗机动作坚决果断，从高空似陨石一般凌空扑向32架日军轰炸机组成的机群，犹如赵子龙冲向长坂坡一样。
每架日军轰炸机都在拼命朝它开火，但中国战斗机轻灵的动作让所有日军飞机无法有效打中目标。
纵向击穿整个日军阵容后，这架飞机一个转向，第二次冲锋竟然直冲小柳和八木乘坐的轰炸机。
可能因为日本这架轰炸机孤独存在于阵外，使中国飞行员误认为它是日军的指挥机，本着“擒贼先擒王”的理念，立即把它作为了自己的目标。
这架双翼战斗机射出的子弹打得日军轰炸机上的零件都脱落了，但无法击落。
就在日军飞行员庆幸运气还好的时候，这架中国战斗机灵活地一转身，又从左侧转身扑了过来，目标依然是小柳和八木乘坐的轰炸机。
这一次的射击没有落空，但日军轰炸机仍没有被击中要害，那架中国战斗机似乎不肯甘心，竟然笔直地撞向日军轰炸机。
日军飞行员本能地向右转舵，避开撞击，两架飞机一时在空中出现了相对静止的状态，中国战斗机仿佛悬停在日军机窗达几秒之久。小柳在事后写的旁白中讲道，这架中国战斗机在“离我们只有几米的距离”与其座机擦肩而过。
中国战斗机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它放弃攻击小柳和八木乘坐的轰炸机，再次杀入日军轰炸机编队。战机在日军机群中左冲右突，然后突围而走，在又一阵混战之后消失在蓝天之中。
即使在这么多飞机的围攻下，这架飞机最后被查到是生还的！
经过对资料的认真调查，最后查到这架飞机的驾驶者是一名中国空军航校的李姓教官。在那一天，成都的中国空军，只有他一个人的起飞记录。
他在这次战斗中生还后转入战斗部队，成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即志航大队的大队长，抗战期间共击落日机4架。
关于《日本航空学校》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