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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的“洋枪队”为何要与太平军为敌?

作者:Anita 发布时间: 2022-07-14 17:38:33

简介:】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作者:戈德温男爵
◎ 导言
说起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后称“常胜军”),大部分读者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在人教版八年级历史(上册)中是这样描述这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作者:戈德温男爵

◎ 导言

说起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后称“常胜军”),大部分读者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在人教版八年级历史(上册)中是这样描述这支雇佣军的,“1860年,太平军连克常州、苏州、松江,逼近上海。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成立了“洋枪队”,由美国人华尔统领···1862年9月,太平军围攻浙江宁波。在慈溪的战斗中,太平军击毙华尔,严惩了洋枪队。”

◎ 在(旧版)人教版八年级历史(上册)中对于“洋枪队”的描述

虽然在战争初期,“洋枪队”的战绩实在难以让人满意,但华尔很快就总结了失败原因,不仅遣散了这些不堪一击的盲流,还招募了以菲律宾雇佣军为骨干,三千中国人组成的焕然一新的“洋枪队”。

此外,华尔的“洋枪队”得到大批新式榴弹炮和臼炮,战力大增。1862年2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附近两败太平军,因此被清廷命名为——常胜军。

那么,这支参与过镇压太平军的雇佣军,最后又是什么结局呢?

◎ 岌岌可危的上海

事实上,这支历史中寿命短暂的军队,不仅仅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的实施者,而且还扮演了中国近代防务现代化促进者的角色。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署,暮气沉沉的清帝国被迫打开了门户,曾经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沿着海岸线往北转移。

◎ 1880年代上海第六马路

到了19世纪6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商业中心和中西交通的枢纽,不仅贡献了帝国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额度,也使得曾经的第一商埠广州黯然失色。

然而,在1860年的春天,同世界各国淘金者来到这座繁荣都市的,还有大批人心惶惶的难民。

适时,忠王李秀成率领的东征太平军刚刚击破江南大营,挟连胜之威,在6月与7月,相近攻陷昆山,太仓,嘉定,青浦与松江,直逼上海。而太平军之所以进攻上海,是出于干王洪仁玕制定的战略:彻底控制江苏东部富饶的商业和粮食产区,解除驻扎在此地清军对苏州等战略要地的威胁。

情急之下,上海道台吴煦,以及江苏巡抚薛焕等地方官员,想出了“借师助剿”这一解决方案,试图求助进驻上海的列强军队保卫上海。

◎ 吴煦,字晓帆,号春池,浙江钱塘人,于1845年以捐纳得试用知县分发江苏,步入官场。1853年,吴煦奉命调任上海,担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文案。十几年年来,吴煦在上海苦心经营,官至上海道台兼江苏布政使。

吴煦的亲密助手杨坊曾担任怡和洋行的买办,是上海滩著名的首席商绅,负责在其中牵线搭桥。

5月26日,未来的英国公使卜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就紧张的战争局势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中西贸易的共同利益,以及在中国境内避免杀戮与掠夺的愿望,使得联军将肩负保卫上海的责任:1500名英法联军部署在外国租界周边的要冲地带和上海长达四英里的城墙。8月16日,英国海陆军官致函太平军,警告“一旦有武装人员攻击或接近联军在上海市区和租界的阵地,就会被认为是与联军对抗。”

◎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笼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阴影之下。

咸丰皇帝绝对不相信已经兵临城下的“蛮夷”,会对自己施加援手。6月26日,咸丰帝发布谕旨,对两位极力主张向英法借师助剿的地方大员徐有壬,何桂清严厉斥责:“若藉资夷力,则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

同样,对中国内战局势发展无从把握的英法列强也在干涉问题上极为谨慎:香港总督约翰·包令爵士曾于1855年公布了中立政策,即对那些通过兵役,人员招募或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来支援清国“敌对势力”中任何一方的英国人,将被处以5000元罚金并监禁两年的惩罚。

◎ 华尔与“洋枪队”

就在这片风云诡谲之中,上海滩首先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冒险家——弗里德里克·汤森·华尔。

根据和他共事过的船员回忆,这位原籍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水手,手脚修长,肌肉坚实,动作敏捷果断,在甲板上一刻不停地奔忙;在超乎常人的粗野和勇气之外,他的聪明机敏和口若悬河的辩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 华尔(1831—1862)

而华尔前半生的经历之丰富如同《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16岁时候就当上了快速帆船哈米尔卡号的二副,随即进入诺维奇大学的前身,沃门特美国文学科学与军事专科学院,接受了一些基础的军事与战术培训。

毕业后,不甘寂寞的华尔前往加州淘金,加入了臭名昭著的“灰眼讨命鬼”威廉·沃克组织的佣兵团,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武装偷渡难民,最终因触犯美国中立法而被逮捕。在经历短暂的逮捕和拘禁后,他投身墨西哥军队充当了教官,旋即加入了法国军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 孔夫子号蒸汽轮船

来到上海后,华尔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绰号“海军上将”的美国冒险家高夫麾下,担任轮船“孔子号”上的水手。倚仗上海地方政府和各国领事馆的支持与默许,高夫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组织“捕盗局”,雇佣西方无业水手,军人与菲律宾人对付海盗。

在太平军大兵压境的恐慌中,各国领事馆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清廷官员从高夫及其肆无忌惮的手下身上取得了灵感:一支面目模糊的外籍雇佣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同时可以规避来自各国北京总领事和清廷的责难与非议。

归功于英国商人查理德·彼·希尔的牵线,上海洋枪队于6月底诞生了,华尔因为勇敢大胆而被任命为指挥官。

◎ 守卫上海城的洋枪队,雇勇,绿营兵和中国水手

在高夫的帮助下,华尔得到了大约100名菲律宾雇佣军,在此后几个月里,更多浪迹于十里洋场的西方冒险家,退伍军人和海员聚集到华尔麾下。

洋枪队的月薪大约是每人30至50美元,此外,华尔还许诺,一旦收复任何城镇或坚固阵地,就另外分发“大量,而不固定的额外报酬”,维持洋枪队的费用来自捕盗局得到的上海关税收入和各种商绅协会的捐款,杨坊通过自己在外国租界的商行“太记行”来解决洋枪队的后勤和军火。

很快,洋枪队配备了柯尔特左轮手枪,夏普斯后膛步枪等先进武器,至于洋枪队攻击的目标,则由薛焕,吴煦和杨坊会商制定。

◎ 洋人抗议“洋枪队”

虽然《北华捷报》曾经对华尔洋枪队做过几次言过其实的吹嘘报道,但实际上这支匆忙组建的队伍始终饱受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困扰,而来自清朝廷正规军的协助又往往是个未知数:在与久经沙场的太平军对阵时,一旦敌人准备充分,洋枪队就没有胜利的把握。

“洋枪队士兵经常缺乏约束,在投入战斗时往往是醉醺醺的,他们主要是依靠突然袭击的方式和先进的西式武器取胜。”R.J史密斯在《19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中这样描述。

◎ 1884年的《安庆战役》

在战斗中,华尔惯用的战术就是突袭夺取一座防守薄弱的城门,制造守军大规模的混乱,然后趁敌人惊慌失措,尚未组织起有效防御前,把他们从另一个城门赶出去。

1860年7月,洋枪队取得了本年度唯一一次完胜:利用这种奇袭战术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松江。在战斗中,华尔亲自带领一队士兵用两个五十磅的炸药包摧毁了松江东城的内城门,并手持左轮手枪和佩剑身先士卒冲入缺口,与守军展开肉搏。双方距离如此之接近,以至于菲律宾士兵的步枪发射焰能够点燃对面太平军的号坎。

8月,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华尔决定带着他大大充实了的队伍攻打青浦,结果遭遇惨败:除勇敢的副手“马尼拉人”文森特·马卡纳雅以外,所有军官都负伤了,华尔本人受伤五处,最厉害的一次是一颗子弹从他的脸颊穿透到下颚。若非马卡纳雅将华尔扶住,他肯定会仰面倒在城墙上。随后,恢复神智的华尔,指挥部队撤退。8月12日,太平军重新夺回了松江。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洋枪队”四处出击的大胆行动让它迎来了来自列强领事馆的抗议。9月24日,美国领事士觅威良向吴煦发出了强硬的抗议,声称一些美国轮船上的“逃兵”被吴煦或其“代理人”雇佣,前往与叛军作战,这显然违背了中立法。3天后,吴煦奉命回信,声称,这些原本为消灭海盗雇佣的外国人已经被全部解雇,一个月后《北华捷报》也宣称洋枪队已经被解散。

对于这支难以控制的混合部队,英国的政策也摇摆不定,8月,驻上海领事密迪乐向卜鲁斯致函,认为洋枪队不断向太平军发动的袭击,可能使后者认为这是西方列强政府所认可的正式军事行动,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报复行为。除此之外,英国担心“洋枪队”的军事行动很可能突破“保卫上海”这一原初目的。

◎ 从“洋枪队”到“常胜军”

这种左右摇摆的“不完全中立”一直延迟至1862年初。

卜鲁斯公使等英国外交政策制定者认为,太平天国无法对其控制区进行有效统治,也很难与其建立理想的贸易与外交关系。

相对于对鸦片贸易持敌视态度的太平天国,一个复兴的清廷更能有效地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利益。

◎ 忠王府内的李秀成雕像

1862年初,随着忠王李秀成的军队再次逼近上海,以及《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开始意识到,除非进行武装干涉,之前维持的上海中立政策可能无法维持。

在巡抚薛焕的推荐下,清廷对华尔外国雇佣军的态度也开始起了变化。被更名为“常胜军”的洋枪队再次活跃在苏南战场上。

在清廷这边,对“洋枪队”也不是非常放心,这些“外夷”忠心与否,尚不可知,而且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比如动用外籍雇佣陆军来收复被太平军攻占的城镇,很可能导致列强实力进一步渗入内地。

所以,清朝政府的政策依旧是极力限制这些雇佣军的规模,并且不主张他们脱离上海周边地区作战。

◎ 李鸿章: “向常胜军学习!”

精明如李鸿章,在战场上目睹常胜军在英法联军的支援下以先进武器收复七宝、南翔、嘉定、青浦等地的战功,深刻感到湘淮军不仅技不如人,且器不如人,所谓“小枪(清军装备的传统火绳枪)射远不过数十步,而洋枪可达两百步”,于是立刻滋生了模仿学习之念。

◎ 李鸿章

1862年4月30日,他写信给曾国藩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

在经略苏杭及守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通过采购和缴获的方式获得了大批西式枪炮,并通过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开始尝试组建属于自己的“洋枪队”——将各营哨的队伍改为洋枪六队,创设新式炮队,并物色国内外工匠,创办炮局。

1862年5月,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华尔获得了副将的官衔。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何伯中将也开始把各种武器装备,包括步枪,榴弹炮,弹药和军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华尔和他的常胜军。

除了常胜军,这个阶段,上海周边还出现了其他由外国军官训练指挥的雇佣军,包括英国海军上校丢乐德克的常安军,以及法国军官勒伯勒东建立的中法混合队(常捷军)。

满清中枢曾一度考虑将淮军以及洋枪队调至金陵外围,与曾国荃的湘军一起发动攻势,迅速攻克这个太平天国的首府,但因为曾国藩的反对而最终未能成行。

◎ 查理·乔治·戈登(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英国陆军少将。因在中国指挥雇佣“常胜军”协助李鸿章及刘铭传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获得两宫太后封为提督、赏穿黄马褂而得到“中国人戈登”(Chinese Gordon)之绰号。英国赐之“巴斯勋章”,后将其调至苏丹任总督,人称“戈登帕夏”,最后于任内爆发的马赫迪战争中阵亡。

1862年9月,华尔在率军攻打慈溪时阵亡。华尔死后,常胜军曾一度陷入混乱,华尔的副手白齐文因为军饷问题甚至赌气携带大批军火投降太平天国。然而接下来常胜军迎来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官,英国人查尔斯·戈登。

和绿林气质浓厚,爱冒险的华尔不同,戈登冷静、细致、讲求纪律,和英国政府联系更紧密,他和李鸿章迅速建立了比前任融洽的多的关系。对常胜军一向有成见的李鸿章,也在奏折中称赞戈登“眼目清明,胜服灵丹,九昼夜戎马与共,目击骁将英武。”

1863年初,经过艰苦的谈判,李鸿章与英国达成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标志着常胜军正式变为中、英两国政府军事合作。

协议明确规定常胜军由英国派出正规军官充任管带,清廷派出正规军官会同管带;常胜军出队需预先与英、法两国会商;常胜军军官由清朝巡抚和英军司令任免;常胜军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

◎ “常胜军”的消亡

此时,常胜军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5000人左右,招募了大量中国士兵,形成了四个营和一支炮兵部队。炮兵拥有两门发射32磅炮弹的攻城加农炮,16门发射12磅炮弹的榴弹炮,四门山炮和2门8英寸迫击炮。军衔包括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军士长和普通士兵。

为了维持战斗力,常胜军的军饷非常优厚,一个外国人少校军官每月可以领到360到400墨西哥银元,而中国普通士兵只有9个墨西哥银元,即使这样,也是李鸿章淮军中普通士兵的一倍还多。

◎ 常胜军士兵

在重赏之下,常胜军的士气大部分时间非常旺盛,它采取了西方式的训练操法,每日训练两次,英法随军记者发现,中国士兵服从命令,善于学习,战斗力比菲律宾人强得多。

除了重炮,华尔还极端重视蒸汽动力浅水炮艇的作用,在他阵亡前夕,常胜军拥有五艘炮艇,熙春茶号,蟋蟀号,玫瑰号,宝顺号,以及吉普赛人号,用处包括从水上提供火力支援,运送军队或者军火给养。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淮军

在1863年攻击太仓的战斗中,李鸿章目睹了常胜军出色的战术和纪律,戈登先用优势的炮兵火力压制城墙上太平军的抵抗,并力图在城墙上轰开一个缺口,同时辅助的蒸汽炮艇也从河道上以火力进行支援,然后全体步兵呐喊着开始冲锋,从城墙的缺口冲入,粉碎了守军的抵抗。此战太平军阵亡两千人,是常胜军的十倍。

而在戈登的努力下,常胜军进行了进一步改革,包括采取更严格的财政支出政策,加强对士兵的管束,禁止在营地中酗酒,在破城后进行抢劫等等。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

同时,由于淮军也逐渐接受了西方新式武器和训练方法,所以在攻克苏州的战斗中,常胜军所起的作用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明显,同时,1863年12月初李鸿章在苏州主导的“杀降”事件,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虽然在此后攻克华墅,金坛,常州的战斗中,戈登指挥常胜军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逐渐接受西式武器训练的淮军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这支外国临时雇佣军不再是必不可缺的。

◎ 曾国荃克复金陵图

终于,在1864年5月30日,金陵陷落前45天,常胜军被解散,其中整个炮兵队伍和大约300名精锐士兵,共计1000人左右,成为李鸿章的淮军的一部分,戈登则在被英国召回前,由清廷授予总兵官衔,赏穿黄马褂。

随后,在青浦附近的凤凰山,部分常胜军外国军官开始对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士兵继续进行军事训练。

虽然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常胜军的兴衰不过是中国近代历史激流中的一朵短暂的浪花。然而,它却折射出了更为宏大和紧迫的问题,即对于这个古老国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必要性,以及那些立志帮助中国的外来“客卿”,该如何在交往中体察与接受这个古老民族的自尊心与文化传统。

“华尔与戈登们”到来所引发的问题,一直绵延至琅威理与史迪威的时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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