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动因世纪之交的1999年，党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多来，西部大开发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及政府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
一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动因世纪之交的1999年，党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多来，西部大开发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学术界及政府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作用等方面对此做出了回答，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
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对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动因问题，我们想做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正如公开资料所显示，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也在加速发展。然而，由于西部的特殊条件，东西部的差距仍在扩大。
东西部经济差距不仅在经济上制约了东南沿海的发展，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动荡不安。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西部国有企业的大量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
群体聚集事件时有发生，不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行了。
另一方面，西部巨额的社会需要与因购买力极低而导致的极有限的市场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东南地区产品的内销。
因此，不论是为了东部的再发展，还是为了缩小差距使西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必须进行西部大开发。
第二，社会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富了东南地区，在西部资源、能源、劳动力廉价供应的基础上，东部地区先富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和西部一直在补贴东部的发展，就是让穷人补贴富人，当然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林毅夫，2004）。
“穷则思变”，一方面西部的社会秩序开始不稳定，另一方面西部人大批涌入东部，给东部的社会稳定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于是在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文明的极大差异。
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的制造者基本出于西部或其他穷困区，而富裕的东部不断涌现出贪官污吏，东西社会文明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
但文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仓廪实则知礼节”，所以必须让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富起来。
第三，环境原因。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洪涝灾害、沙尘暴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制约因素，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危害。
经研究，人们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西部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恶化的原因在于过度开发。
过度开发的原因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科技不发达。西部老百姓只有通过对自然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的初级开发来获取利益，既没有能力没有技术也没有意识去改善已受破坏的环境问题。
当洪水、沙尘暴时不时袭击首都北京、武汉等中国的重要城市时，国家意识到必须尽快解决环境问题。
西部地区无力自行解决，只有中央政府来解决。
就环境问题而言，西部大开发的确是一项大战略。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就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显著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努力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的西部地区”。“山川秀美”一词被广泛运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大规模推进，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第四，全国的协调发展和政策的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针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个“一定时期”究竟指什么时期？邓小平同志认为在世纪之交。我们认为，“一定时期”有两层含义：一是东部地区已经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这个目标在20世纪末可以说是实现了；二是东西差距拉大到这种程度，西部后富地区已经无力再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先富地区的继续发展，这个条件基本也具备了，到了西部地区开始“后富”的时候了。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就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着重指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是中国全面协调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央新一代集体对以往正确决策的坚持和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伟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之所以要实施这项百年战略工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对这项伟大战略的历史意义，西部人的体会尤为深切。在此我们不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文字了，简单地做以上几点说明。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的成就回顾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从1999年6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向全国发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号召开始的，到2004年6月19日为五周年。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真正实施是从2000年开始，到2004年12月为五年时间。1999年处于战略的宣传和酝酿期，国家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和规划尚未正式出台。2004年就有许多关于西部大开发五周年回顾的文章、纪念活动。国家也召开了西部大开发五周年座谈会，充分肯定了五年来的成绩，并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温家宝同志就西部大开发的成绩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总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2000～2004年，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5％、8.8％、10.0％、11.3％和12％，高于前些年的增长速度。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开始起步，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经济效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五年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陆续新开工6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交通干线、水利枢纽、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通信网络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人畜饮水、沼气利用、节水灌溉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西部退耕还林7350多万亩，荒山荒地造林9570多万亩，退牧还草1.9亿亩。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峡库区国土整治及水污染治理、江河源头生态保护等重点工程全面展开，取得明显成效。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科技体制创新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强。科研基地和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建设取得初步成果。重点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建设步伐加快。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7000多所中小学危房得到改造。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国家支持建设260所贫困县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取得进展。干部交流和人才培训工作逐步展开。西部大开发促进了其他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重点工程建设所需的设备、技术等，很多来自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有效地扩大了这些地区的市场空间，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就业岗位。同时，西部地区还输出大量能源、原材料等资源，保证了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温家宝：《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不断开创西部大开发的新局面》，2005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西部大开发五年来取得的成就，使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部地区人民看到了西部发展的希望和前景，进一步增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定的重点任务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实际的。但这些成就中有哪些是真正由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所带来的？或者说西部大开发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发展？这是一个很难衡量的问题。因为即使没有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各省市区的政府和百姓也在努力工作，力图取得发展，每年也有经济增长。我们认为，战略政策带来的具体的改善和增长即使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但不是最主要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最主要的功绩，应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营造了浓厚的发展氛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通过中央和地方各项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面积的宣传，在西部、全国乃至全球营造了一种开发态势。政府对西部开发的高度关注和各方面的支持、企业和老百姓对西部开发所寄予的希望、各地投资者在西部寻找商机的热情、学术界对西部开发的深入研究……均向社会透露出“西部要开发”的信息。这种信息非常重要，它改变着政府官员、老百姓和各类投资者的观念，引导资源、资金、人才、信息等逐步向西部地区流动，同时也鼓舞着西部的人民。自古以来做万事均是气势先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个人的发展一样，如果缺乏热情、信念和志向，即使外部条件再丰厚，成事也很困难。因此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五年来最大的功绩是激发起了人们开发西部的热情，给予了西部人民新的希望。第二，为西部地区大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西部开发的前五年属于战略实施的起步阶段，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五年时间里就明显看见这项世纪工程的成效。一个地区的发展，首先要具备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满足了，发展才有了可能。根据经济学原理，发展的条件无非是资源、资金、环境、技术和人才。当年，改革开放给予了东部地区大量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沿海交通的便利及基础设施建设给其提供了最基本的环境条件，价格管制条件下西部地区为其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能源和资源，技术引进，“孔雀东南飞”给其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给开发者创造了信心和勇气。在诸多条件下，东部人先富了起来。那么西部地区要发展，同样需要这些条件。国家财政支持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逐渐奠定了西部大发展的资金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等，都在为西部地区今后的大发展创造着条件。目前，我们不能说大发展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但至少在逐渐积累着各种基础，比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的1999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都有了很大的长进，这些长进就表现在那些统计数字里，正如众人所总结的那样，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大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的面貌。尽管前文说西部大开发的前五年主要是为大发展创造条件，但通过五大工程及各项发展措施的推进，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西部地区的面貌。这五年来，西部12个省市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基本上都超过了历史水平，并且连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通过生态环境工程的实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让人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变化：西部地区老百姓的收入有所提高，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企业的发展状况也比较良好。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道路、通信设施、城市环境，乡村邮路、通电、电视电话等，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改善。五年累计，西部地区陆续开工建设60项重点工程，新增公路通车里程9.1万公里，新建铁路铺轨4066.5公里，建成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22个，县际公路工程总里程达4.6万公里，10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解决了969个无电乡通电问题，7000多所中小学危房得到改造，东部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规模超过3000亿元。这些成绩为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西部大开发五年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矛盾所谓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就是指那些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前没有、战略实施以来才出现的情况、问题和矛盾。当然，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许多以往的旧问题、旧矛盾依然存在，比如外商投资总量小、缺乏支柱产业、东西部差距大、投资环境差、效率不高、人才流失严重、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程度低、科技转化率小、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前就存在这些问题，虽然通过战略实施，在有些方面有所改进，但并未完全改善，而在某些方面没有改进甚至有所加剧。这些都是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探讨这些问题和矛盾如何去解决。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怀疑与反怀疑。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西部大开发是一项百年工程、伟大的战略，既然是战略，就不是可以朝令夕改的，尽管如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仍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个别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认为投资于西部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按照经济学原理，显然同等资金投入东部的效率和效益都要比投入到西部高得多，因此对西部大开发持怀疑态度或保留意见。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必要再讨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学问题，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原因及其意义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持怀疑态度的人只能说是没有充分理解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还有人怀疑今后国家会放松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这种担心和怀疑也是可以释怀的。首先，国家从一开始对西部大开发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坚定不移的，成立了西部开发办公室，2000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2001年制定了《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制定了《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对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意义、支持力度等做了明确表示。这说明国家是从战略高度上来看待西部大开发的，绝非是“政绩工程”。2003年9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要坚定地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向前进。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对西部开发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对重大政策措施的调查研究。保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中央如此，西部各省市区也均在制定切实加快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可以说，步子一直没有停下。在2005年3月5日的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强调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不会降低。这充分说明，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并未改变，西部的人们没有必要担心什么。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东北一下子“变成”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后的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部分专家学者及政府公务员等对东北振兴的热情瞬间高涨，甚至个别学者在公开场合提出：西部大开发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加之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在短期内不明显，于是乎“国家现在淡化西部大开发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风压倒了西部大开发的西风”、“中央政策变化太快了”之类的议论在老百姓中流传开来，给人们带来许多不解。东北老工业基地因体制等种种原因出现困难，确实急需改革重振，但这并未动摇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战略和百年工程。首先，国家提出的是“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一个“等”字表明除东北外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同样存在振兴的问题。一句话，凡“老工业基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次，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西部大开发并未被轻视，说它们是“两个轮子”，是从东西部经济互动发展的角度而言，当初江泽民同志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其中就包含着东部不是坐等西部发展，而是同时互动发展。再次，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正是老工业基地太多，体制等弊端重重，所以，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振兴西部老工业基地”。2001年魏杰教授等专家就指出，西部老工业不是放弃的问题，而是需要改造升级。最后，无论是东北振兴，还是西部大开发，都是国家从长远大局出发，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后进并不影响先进，先进带动后进，这正是党和国家“三步走”战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之一。第二，一段时间，一些人曾经产生过这样的误解：“西部大开发就是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具体讲就是退耕还林还草。”诚然，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不是全部。西部的生态环境确需改善，而且应当加紧改善。但西部大开发的整体目标是包括修复生态在内的西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西部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在于发展西部经济，从而形成全国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局面。生态环境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只是西部开发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只是西部大开发的序幕而已。第三，“老调新弹”——输血与造血的争论。如前所述，有人认为东部地区的资金回报率远高于西部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与东部无法相比，投资回报率较低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也很难吸引资金，这正如常说的“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国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才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资金、优惠政策等来提高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尽管从纯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但这种“不经济”的行为能够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又是一种经济行为。西部大开发在其初始阶段主要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为，这是因为西部地区自身固然必须提升“造血”功能，但造血功能如何去提升？它也是有很多条件的，其中在初期还是需要大量输血的。一个穷人再有能力，但没有资金，他就不可能有创业的机会。“输血”其实就是在创造西部地区能够自身“造血”的基本条件，这个过程是必须的。第四，环境成本转移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化，国内外的部分企业可能会利用东西部经济实力上的落差，将部分环境污染大、能耗高的产业引入西部，从而加重西部的生态环境恶化。东西部地区传统的发展模式正在上演“环境成本转移”的一幕（彭海珍、任荣明，2004）。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部大开放，以西部丰富的资源、能源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及政策优惠吸引东部及国外企业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有关法规或发展规划，在相对发达的东部或国外无法立项或发展已经饱和的一些项目，纷纷到西部地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这与西部落后的经济基础不能为更高级的产业项目提供基本条件也有一定关系。要发展，就要开放引资，但相对容易引进的却是产业链上的低层次项目，环境成本大、能耗高，这是需要解决的新矛盾。绿色GDP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解决这种矛盾的思路，也就是说，在西部立项，必须充分考虑环境成本，发展绿色经济即开发与环境治理必须同时并举。这样一来，对原计划投资于西部的企业来说无疑增加了成本和难度，会部分抵消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热情。我们认为，环境成本必须考虑，因而在其他优惠政策上或投资软环境上就应当加重分量，以补偿投资西部的企业应付出的环境成本。这样既防止了环境成本的西移，又保护了投入西部资金的积极性。第五，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人们来说，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人们的思路基本上是在经济发展层面上的，这五年来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工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任何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从而导致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另一方面讲，只有经济发展了，西部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了，发展精神文明及社会文化事业才比较容易推进。在落后地区率先提倡文明，就得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理解和宽容，这一点恐怕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要走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即“四位一体”的发展道路，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社会和谐这四个问题融为一体，在这样的层面上来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格局。这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大局。从现实来看，西部社会和谐的状况到底如何？连续在西部暴发的几个重大事件，比如重庆万沟区数千人的聚集事件、“10·27”大规模群众聚集事件、陕西铜川陈家山的166位矿工兄弟遇难事件等等。这些连续暴发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部社会的不和谐问题，反映了在经济高增长过程当中，西部地区社会的失序和社会的失衡。和谐社会在西部到底怎么构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问题。我们认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应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正当权益。逐渐建立起和谐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能顾了一头放了一头：既不能为了经济发展放弃社会的和谐，也不能放慢发展的脚步。第六，对国家政策支持的正确应用问题。好政策应当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充分的应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制定了许多有利于西部的政策、规定，客观地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仍有好多政策未得到正确合理地运用，包括国家的资金支持，也有未正确使用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官员，面对大批财政投入不知所措，仅仅按照现有的所谓制度或办法予以分割；面对中央全新的西部开发政策，而不知如何使用政策，让政策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对此，一方面需要提高人们对政策的理解、运用力，另一方面要强化人们对财政投入的科学使用。我们认为，中央应加强对政策的全程系统研究，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政策评估体系，对每一项政策从建立到最后结果进行审查，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当加大如何利用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并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高官员经济管理的素质，使用好财政支持。四西部大开发五年来的经验与反思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积累了不少发展经验，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西部地区要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东部地方开发一样，没有政策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践证明，西部大开发前五年主要是政策推动效应比较明显，如果没有诸多的特殊政策，也就无所谓“西部大开发”了。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间流传一句“要想富，先修路”的至理名言，也表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西部大开发五年来明显的成绩，就是认准了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这个道理。第三，政府职能必须转变。好政策需要好的服务，投资商、企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西部地方政府迅速转变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政府真正承担起市场经济中的服务者和宏观管理者的角色，这五年来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西部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及地方官员素质的逐步提高。第四，实施生态环境工程，创建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这不仅仅在硬环境上改善了投资环境，也避免了西部地区继续以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有利于创建可持续发展机制。第五，重视“三农”问题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经验之一。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及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障碍，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及关注弱势群体的政策，且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实施，使长期以来的“三农”问题得到缓解，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工业和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企业、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实施等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具体经验，这些经验将在本书以下相关章节分别做介绍，在此不再多讲。五年来，西部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成绩是比较大的，但毕竟是战略实施的第一个五年，尚属初期，许多老问题和老困难依旧存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贫困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表现如下：首先，西部贫困化表现为相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的表现是西部存在多重二元经济结构：第一重是东西部落差的二元结构，西部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但与东部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速度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呈剪刀差，剪刀口愈张愈大，这是典型的相对贫困化的表现。第二重是西部各省区自己的中心城市与边远的贫困地区之间的落差，第三重是各城市内部的高收入人群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及西部乡村人口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其次，西部贫困化的另一种表现是西部各省区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群体和乡村贫困地区，这是绝对贫困化表现。再次，关于农村贫困化问题，呈现得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