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影响被拍摄者的。无论采用哪种拍摄方式，拍摄者和镜头的存在，都会对被拍摄对象产生微妙的影响。纪录片制作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将人类天性中必然存
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影响被拍摄者的。无论采用哪种拍摄方式，拍摄者和镜头的存在，都会对被拍摄对象产生微妙的影响。纪录片制作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将人类天性中必然存在的表演性尽量削减到不影响主题呈现的地步。所以，对于人物纪录片的拍摄来说，前期的细致沟通，以及被拍摄者的主动配合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纪录片并不是真的就是隐形观察者和记录者。镜头下的生活，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真实」，必然是经过裁剪和选择的。重要的是，纪录片制作者是如何做出选择。这就涉及到了在纪录片领域一直存在的争议问题：什么是「真实」？这个话题说开就很复杂了，其中最主要的话题是关于纪录片的道德伦理。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纪录片流派，例如「真实电影」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作品年表），他采用的方式就是俗称为「盯在墙上的苍蝇」，也就是拍摄者采用大量、长时间的拍摄，最后让被拍摄对象对镜头的存在习以为常，将注意力重新转回他自己的生活，这样镜头就能拍摄到被拍摄对象基本放松状态下的生活。很明显，这种拍摄方式的时间成本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种方式下拍到的镜头，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因为镜头已经长时间地深入到个人隐私领域，基于纪录片道德，在什么时候停止，以及在剪辑时如何选取片段，就成为最考验摄影和导演的底线。另一种较为典型的美式纪录片就是《华氏911》（获得戛纳金棕榈奖），导演迈克尔·摩尔 采用的手法，是基于美国非虚构纪实写作的传统，并借鉴了很多剧情片的制作手法，同时又通过采访以及对采访的剪辑，加入了很多导演的个人观点。如果一定要说「真实」，它可能是只是「罗生门」式的真相中的一个侧面而已。但无论如何，这也是纪录片的一种。在这种纪录片手法中，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所有的被拍摄对象应该都阅读并签署过一份法律文件，声明允许导演在一定前提下对他们的采访进行剪辑。所有被拍摄者应该都处于公共领域，因此道德伦理问题相对不那么敏感。国内纪录片观众比较熟悉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应该是日本纪录片那种类型。因为中国大多数纪录片工作者所受的训练，都是基于日本纪录片的制作方式（这一点可能和90年代北京广播学院的纪录片老师大多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有关）。中国纪录片观众比较熟悉的日本纪录片导演，应该就是小川绅介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应该是《三里冢》系列，以及《牧野村千年物语》。小川绅介的拍摄方式简单地概括就是公社式拍摄方法，团员为一个题材一起共住，可以历时数载，记录所摄主题或主角最贴近生活的现实。这是真正地用生命在拍摄纪录片，也是我个人最为敬重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拍摄方式中，纪录片的道德伦理问题也较为容易判断和处理。因为镜头下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相对较容易对素材做出判断。但很明显，这种方式里也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真实」。只有在基于自己实际情况下做出了相应的道德伦理选择后，纪录片制作者才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同时也选择了所谓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在纪录片中制作者是无法隐藏自己的，他必须要面对生活中最残酷的真相，并且做出相应的选择，以及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一点对于任何纪录片制作者来说，都是最艰难的考验。例如，《千锤百炼》结尾的拳王争霸赛，主人公齐漠祥比赛中被打晕，最后直接送进了医院。如何拍摄这个事件，如何处理与主人公的关系，对这个结果是否需要干涉，干涉到什么程度，都是纪录片制作者所要面临的巨大考验（本片导演张侨勇拍摄完这段后据说大哭一场）。因为这是不可证伪的过程，生活是不可能像剧情片那样重来一次的，也不存在对错之分。所有的选择加在一起，就是制作者对这部纪录电影的态度和观点。观众看到这一切，再结合自己的价值观，最后就看到了属于他个人的、无可更替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