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近代发展历史相似，可比较的程度较高，特别是两国在20世纪中叶建立现行政权后都先后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是两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并都实施了控制人
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近代发展历史相似，可比较的程度较高，特别是两国在20世纪中叶建立现行政权后都先后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是两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并都实施了控制人口的政策。然而，60多年后，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本文对中印两国过去60多年的人口变化进行了系统而宏观的定量比较，并以定性分析的方式对两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妇女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了宏观的比较。比较发现这些宏观的社会因素才是中印人口变化出现巨大差异的根本因素。由于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7％，两国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此，对两国的比较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了解中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 键 词：人口变化/中印比较/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妇女地位
一、前言
中印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过去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印两国都走过了一段屈辱而痛苦的历程。19世纪，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也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印度共和国。而中国则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重新开始了他们独立自主的发展。然而，当这两个国家的新政府刚成立，社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除了贫穷与落后之外，他们都拥有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人口。在以后半个多世纪里，两国政府先后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并将严重拖累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印两国政府都通过控制人口的增长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60多年后，中印两国人口的变化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当中国的人口增长大幅下降，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时，印度的人口仍旧继续快速增长，并可能在五六年内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由于人口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人口的变化也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变化。中印两国的人口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变化不仅关系到中印两国的社会发展，而且还将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印两国控制人口政策的执行和人口的变化呢?尽管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印两国的人口变化与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们对中印两国人口的比较研究往往注重人口控制可能造成的问题。
因此，本文首先对中印两国过去60多年来人口变化进行系统的定量比较，然后从两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做一个定性的分析和宏观的比较，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印两国人口变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印两国社会的了解。这样的比较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印两国过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印两国将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根据联合国人口部门的估计，2017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3亿8，823万，印度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3亿4，251万①。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与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大国。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6.7％，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也高达6.8％②，它表明中印社会经济目前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欧美地区。如果按购买力计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印度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名列第二。因此，对中印两国人口的变化以及影响两国人口变化的社会因素的充分了解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中印人口问题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多。有的学者研究中印人口的变化及其面临的社会问题③，有的学者研究中印两国人口控制政策及其对人权的影响④，也有的学者研究中印两国人口发展的前景⑤。多数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集中在中印人口控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方面⑥。而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的是中印两国的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别⑦，或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素质方面的差别⑧，或人口政策的差别⑨。有些学者对中印人口变化的比较研究集中在中印人口变化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⑩方面。
当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有效的人口控制会导致人口的老化，而印度低效的人口控制将会给印度带来新的人口红利时，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人多不一定能就业，也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从人口的质量来看，中国人口比印度人口更具有优势(11)，而印度日益增长的人口甚至可能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12)。2012年，美国兰德公司也发表了对中印人口发展趋势的报告，主要指出了印度人口将超越中国人口的趋势、印度的人口红利，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13)。然而，中国学者岳朝敏则明确指出，印度产业结构的缺陷、基础设施的欠缺、教育的落后，以及对妇女的歧视将严重影响印度人口红利效益的发挥。
从上面的文献梳理可知，绝大部分研究中印人口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没有把中印两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妇女问题作为主要因素予以认真的研究，也没有去了解这些因素对人口变化和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只有荷兰海牙社会科学研究所申识(Saith)教授在对中印两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地进行比较时才考虑了中印两国社会结构及宗教文化对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影响。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使中国社会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桎梏，并建立了一套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体制。而印度以中上阶级和上层种姓为主体的独立运动却在本质上继承了印度传统的印度教文化，种姓制度和社会体系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申识教授对中印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重点则在社会经济的发展(14)。只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课题组在对中印经济发展及前景展望中明确指出，考虑到印度民族多样、语言繁杂、宗教气氛浓厚、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口条件更具优势。尽管申识教授和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课题组这样的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但这样的研究却远远不够深入。
鉴于大多数中外学者对中印人口发展变化的比较研究基本上都忽视了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等因素，对人口变化在宏观范围内的影响，笔者将致力于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第一，对中印两国人口的宏观变化进行系统的量化比较，使我们对中印过去60多年间人口总量的变化和差别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比较分析的资料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部门2015年修正后公布的数据。这一数据与其他组织公布的数据有些出入，但总体上比较可靠。第二，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宏观地比较中印两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以及妇女地位等因素对中印两国人口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加深我们对中印两国人口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定性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学术刊物及历史、政治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以及笔者多年从事亚洲人口与经济发展教学所积累的资料，也包括笔者自己在中印两国实地考察时所收集的资料。本文探讨的重点聚焦于社会结构和妇女社会地位等因素对中印人口变化的影响。
三、中印两国人口数量变化的比较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印人口的数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部门公布的数据，1950年，中国人口大约为5.44亿，占世界总人口(25.25亿)的22％。同年，印度人口大约为3.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2010年，中国的年中人口大约为13.4亿。印度的年中人口大约为12.3亿。从1950年至2010年的60年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22％减少为19％，而印度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15％增长为18％。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却上升了3％。而2010年世界总人口69.29亿的3％就等于两亿多的人口。换言之，与1950年的人口比例相比，2010年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减少的比例换算为人口数为两亿多而印度的这个数据却增加了两亿多。
自19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认真贯彻人口控制的政策以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也没有中国的控制有效。到2020年，中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都将达到18％左右。印度的人口总数将很快赶上并超过中国的人口总数(见表1)。
从不同阶段人口的增长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在1970年后，而印度人口的增长率在1980年后开始从加速增长转变为减速增长。1950—196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总人口增长了18％。1960—1970年，中国的总人口增长了25％。从1970年中国政府实质性地开始控制人口的增长后，中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每10年的增长率从1960—1970年的25％下降到2000—2010年的6％。而印度虽然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从1950年到1980年仍在加速。每十年的增长率从1950—1960年的20％上升到1970—1980年的26％。直到2000—2010年，印度每十年的人口增长率才下降到17％。虽然1980年以后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下降，但印度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远低于中国。
除了1960年代由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外，1950—1990年的其他年代，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2％的水平。这说明中国人口的增长从1950—1990年基本上与世界同步。到201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下降至19％。而1970年以后，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则逐渐上升。到2010年，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至18％。2010—202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到5％，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为13％。到2020年，中印两国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都可能达到18％左右。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中印两国人口的直接对比，这也许更能够反映两国人口增长的状况。1950—1970年，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的比值大约在69％左右(除1960年代由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的比值上升至70％)，但从1970年以后，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的比值开始快速上升，到2020年将达到99％以上，以后将可能迅速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5)。
很明显，中印两国的人口从1950年至1970年基本上是同步增长。虽然印度从20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当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印人口的增长便出现了差距，印度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开始攀升，并最终将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990年以后，当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越来越低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时，印度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越来越高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当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小时，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却越来越大。这些变化将对中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四、影响中印人口变化的社会因素
为什么印度先于中国开始制定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而印度人口的增长却逐渐高于中国呢?为什么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能够基本顺利地贯彻而印度确在197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复?为什么印度的人口控制没有中国的人口控制有效?造成中印之间在人口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除了人口政策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以外，还有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吗?下面本文将对这些因素做一个宏观的比较和分析。
第一，中印两国贯彻人口政策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不一样。印度20世纪50年代初就制定并开始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而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认真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人口控制的政策。印度的人口控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没有明显的效果。进入20世纪70年代，两国都实施了严格的人口政策并设定具体的指标来强力控制人口的增长，从此，中印两国的人口发展就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当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23％降低至1980年的1.38％时，印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从1970年的2.25％降低至1980年的2.09％。
进一步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当20世纪70年代中印两国都开始积极地推行人口控制政策时，中印两国的社会结构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较而言，印度是一个极其多元而结构松散的社会，而中国则是一个高度统一而又结构紧密的社会。在历史上，印度基本处于分离状态，直到1880年，印度都没有在形式上、在社会交往方面、在宗教和语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同时，印度民族结构复杂，在印度，雅利安人占印度人口的72％，德拉威人占25％，其他少数民族占3％(16)，即印度共和国实际上是由554个土邦组成(17)。此外，在印度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文化传统，也没有一个相似的共同经历(18)。印度200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印度社会具有122种主要语言和1599种其他语言。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印度语，也只占印度总人口的41％。此外，还有14种其他官方语言，即便是印度政府官员，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全部弄懂这些官方语言。
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特别是汉唐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行的是郡县制，统属中央政府的管制。尽管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有分有合，但多数是处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治下。虽然中国近代社会也由于军阀混战而出现过一盘散沙的现象，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使全中国融为一体，政府积极推广普通话，消除了地方方言对社会交往的阻碍，而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更使整个中国社会融为一体。虽然中国社会也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但目前大约92％的人口是汉族，使用的是汉语。此外，有些少数民族使用的也是汉语，生活习惯与汉族相似。
除了社会结构松散、语言繁杂以外，印度的宗教文化传统也极为多元，整个印度有上千种宗教。虽然信仰印度教的人数占全印度人口的80％左右，但印度教的分支又极为繁杂，即便是研究印度宗教的学者也很难确定印度教分支的具体数目。例如，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小区和附近另一个小区的印度教都不一样。而在农村，一个村庄和附近另一个村庄的语言都可能不一样。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印度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是如此的多元，人们几乎不可能从中找到任何共同之处(19)。同时，印度的种姓制度又把印度人分为不同的种类，各种姓的人忠于自己所属的种姓，而各种姓之间差别很大，矛盾极深。在印度这样一个多元而又结构松散的社会里，很难形成共识，也很难贯彻一个统一的意志。
而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则与印度社会有极大的差别。除了国家管理体制的统一，中国社会绝大部分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和信仰有儒释道的差别，但整个中国社会主要还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思想意识方面更是达到高度的统一，这也是中国社会很容易形成共识，也很容易有效地贯彻一个基本上统一的人口政策的原因所在。
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党派一般不会自行推行一套与执政党完全不同的政策。而印度则是一个由多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因此，在印度社会，各党派政治利益和政策都可能大相径庭。各党派在相互竞争中，只要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推翻执政党并取而代之。印度民粹主义的民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例如，1976年当印度政府深感有必要为计划生育制定具体的目标而加强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时，在民间引发了很大的不满情绪。反对党为了上台便充分利用了民间的不满情绪，在1977年的选举中把执政党赶下台了，使计划生育的政策受到严重打击。而在中国，政府推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时全国统一行动，效果显著。民间虽有不满的情绪，但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大多数人能够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因此，印度的平均生育率仅从1970年的5.59％降低至1980年的4.83％。而中国的生育率则从1970年的5.72％降低至1980年的2.61％。
当印度的人口控制在政治上受阻而走向宽松的时候，中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实施了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为实现国民经济到2000年时翻两番的目标而力图将中国的总人口限制在12亿以内。虽然很多人对独生子女政策有不同看法，但各民主党派基本上都支持政府控制人口。很明显，中国人口控制比印度有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印度的政治制度有本质上的差别。
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别外，两国政府的组织也不一样。印度政府结构松散而中国政府组织严密。印度虽然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在邦一级也有政府机构存在，但在社会基层却没有政府机构的存在。例如在农村，印度政府虽然有代理人维持治安和负责税收，但他们与村民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城市，很多穷人并无固定的住所，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无人关心他们也无人管理他们。可以说，印度社会最基层的民众与政府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印度中央政府与地方各邦联系松散，中央的意志与地方政府的意志经常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利益相矛盾，中央和地方各行其是(如各邦之间的贸易也是要征税的)。事实上，印度各邦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很多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同时，印度社会党派林立，各种利益集团互相竞争、互相拆台，其力量也相互抵消了许多。
而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密，中央重大的政策地方政府必须贯彻执行。中国由共产党执政，共产党的组织存在于整个社会，上至中央各级政府部门，下至城市的街道居民组织和农村的基层组织，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和共青团的组织存在。而各省(区、市)之间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或者是地域的差别有不同的利益，但都必须服从中央，在贯彻人口控制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时必须按照中央的意志行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贯彻执行较为有效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社会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向本单位或者是本村的妇女宣传计划生育时，其工作的对象一般都与工作人员相互认识，也容易沟通。反过来，当印度基层计划生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村民宣传计划生育时，他们往往被看做外地人。因此，中印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
第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中印两国人口的控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印度是一个宗教社会，即99％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宗教对印度社会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即便是在印度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变迁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的冲击。印度人口大约80％信仰印度教，14％信仰伊斯兰教，6％信仰其他宗教。这些宗教几乎都既不鼓励计划生育，也不支持堕胎。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宗教甚至比国家还重要。因此，印度社会所保持的宗教传统文化本质上不利于推行控制人口的政策。
而在中国社会，信仰宗教的人始终是少数，即便最近三十多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展很快，但人数也没有超过全国人口的7％。虽然佛教的信众达到18％以上(20)，但佛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十分有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国家比宗教重要。特别是计划经济理论使人们明白了人口应该有计划地增长，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推进了控制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贯彻。
另一方面，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也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印度政府早就从法律上取缔了种姓制度，但印度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社会那样深入基层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从农村和城市的基层开始的，它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在印度，独立运动是从国会开始的，它是由社会上层和上层种姓所领导的，对农村民众和城市基层民众并没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传统的宗教思想和种姓制度至今仍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例如，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包办在今天的印度还十分普遍，而女儿嫁给低种姓的人家对大部分印度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是已经移居美国的印度人，他们在谈婚论嫁时仍旧深受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印度的种姓制度已把整个社会分裂为不同的等级，各个等级具有不同的社会利益，并使人们永远忠于自己的种姓。而不同的种姓，又往往有自己的政党，即每一个种姓和政党都不愿意由于贯彻计划生育政策而使自己的种姓和政党投票人数减少，并进而削弱本种姓和政党的利益。总之，印度保守的宗教信仰和根深蒂固的种姓传统不利于人口政策的贯彻。
第三，中印两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差别也极大地影响了两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建立现行政权后中印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妇女地位的改善。1953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婚姻法赋予妇女与男人同等的社会地位。随后，政府又从城市到农村大力宣传和贯彻新的婚姻法和男女平等思想，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表明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同时，城市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的建立又进一步创造了男女平等就业的社会条件。
而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阶层大部分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律师，他们善于立法而不善于把政府的政策贯彻到社会基层。因此，印度社会妇女地位的改善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很多地方至今还停留在法律条文中。在农村地区和低阶层人口中，妇女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社会妇女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还远远达不到与男性平等的水平，或者说妇女的社会价值远低于男性。男性能养家糊口，照顾年迈的父母，主持父亲的葬礼，能使家族延续，甚至能救度地狱中的父亲。而这些重要的事情妇女是不能做的。
尽管印度独立后的社会进步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些改善，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妇女的地位却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21)。丈夫仍然是妻子的主人，妇女在家中和社会上仍旧没有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即妇女仍旧没有摆脱她们作为传统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传统的上层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事实上没有多少改善。即便在今天的印度社会，男女的就业范围仍有明显的区分。那些来自中等阶层的妇女在父母为她们找到婆家以前只能从事教师、文员或者护士这样的职业。而妇女在这些岗位上也不可能获得平等的待遇，因为很多人始终认为她们本来就应该依靠家庭或丈夫过日子。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妇女很少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虽然有些家庭也认识到妇女就业可以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人们都不希望妇女占据重要的职位，也不希望她们与男性打交道。此外，很多家庭至今还认为女孩受教育是一种浪费，这也是印度妇女受教育程度远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
比较而言，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印度妇女。中印妇女地位的差别最具体地体现在社会对一个家庭女儿出嫁的彩礼和嫁妆的认同上。在中国，当一对男女青年要结婚时，男方往往要向女方的家庭提供丰厚的彩礼，以报答或者说补偿女方父母对女孩的养育之恩。虽然结婚时女方的父母也会提供一定的嫁妆，但嫁妆的多少基本上由女方的家庭量力而行，男方家庭不会强求。而在印度，人们往往认为男女结婚后，嫁入夫家的女子从此将由男方的家庭供养。因此结婚时女方的家长必须提供足够的嫁妆，以分担男方家庭对其女儿的负担。而婚后男方家庭还随时可以要求女方的娘家追加嫁妆。这样的社会习俗使那些有几个女儿的贫民家庭苦不堪言，也使妇女地位无法提升。因为娘家无力追加嫁妆而虐杀妻子的现象即便是在大城市也没有消除。笔者在2007年访问印度的班加罗时曾从当地的妇女组织得知，在班加罗这样一个当时人口近八百万的高科技城市里，平均每天大约有三个妇女由于娘家无力追加嫁妆而被虐杀。由于印度教的习俗要求死者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火化；因此，女方的父母虽然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害也不能为其申冤。即便是妇女组织介入把男方家庭告上法庭，也基本上打不赢官司。
此外，中印妇女社会地位的差别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2015年，中国妇女的识字率达到94.5％而印度妇女的识字率仅达到60.6％(22)。有实证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妇女的生育率，如因受教育因素中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比印度高五岁左右(23)。也就是说，妇女的文化程度越低，结婚年龄就越低，而生育率则越高。同时，妇女受教育程度越低，她们就业的机会就越小。有数据显示，2016年印度妇女的就业率为28％(24)。盖洛普于2009年至2012年间在中印两国的调查表明，中国妇女的就业率是70％而印度妇女的就业率是25％。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中国妇女的就业率与男性相同，而印度妇女的就业率只有男性的50％(25)。妇女的就业率不仅反映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也直接影响妇女的生育率。当妇女享有广泛的就业的机会时，她们的生育率往往会降低(26)，也就是说，印度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严重影响计划生育的实施。
五、总结与讨论
从中印两国人口在过去60多年的变化来看，中国的人口控制比印度有效。中国人口增长的快速下降已经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印度持续的人口快速增长妨碍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在人口素质方面也全面优于印度。根据联合国的综合计算，中国2015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38，在世界上排第90名；而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24，在世界上排第131名(27)。
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造成中印人口变化巨大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人口政策、经济发展和教育方面的因素，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则是中印两国在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政府组织以及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社会紧密的社会结构，强有力而又组织严密的政府机构，十分有利于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而妇女社会地位的大幅提高使妇女群体更加愿意接受计划生育的政策。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就业普及更降低了妇女生育的意愿，并提高了计划生育的效率。相比之下，印度社会松散的结构，浓厚的宗教传统文化，以及弱势的中央政府和相互牵制的地方政府都使得计划生育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特别是在不同党派的权力竞争达到高潮时，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也可以成为党派争斗的工具，这些都会降低人口控制的效率。总之，印度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稀少的就业机会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将来寄托在子女身上，也增强了她们生育的愿望。这些社会因素的差异不仅影响中印两国人口的变化，而且也影响中印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印两国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是中印两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培塑的，也与两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革命和独立运动关系密切。无论是在中国社会还是印度社会，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都对本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由于这些社会因素是如此广泛而长久地存在于中印两个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因此也往往不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对人口变化的根本性影响，那么，我们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而且要对中印两个社会加以认真的比较。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我们才能看清其现实的差别和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一方面，中印两个社会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两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运动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歧视，而印度的独立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歧视妇女的社会文化根基。印度妇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有限的受教育及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使妇女无法摆脱靠生儿育女立足于社会的困境，从而维持了印度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对此，印度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社会改革，给妇女以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同时缩小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扩大妇女的就业，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总体来看，中印之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口变化的差异将持续影响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有效的人口控制使中国社会很快就摆脱了庞大人口的压力，这将有利于迅速提高国民人均所得，促进社会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然而，如果辩证地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利有弊。中国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也会加速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增加社会支持老年人口的财政开支，最终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印度人口控制的低效将使印度社会在将来很长的时期内都难以摆脱其庞大人口的压力，但也可能客观上保持了人口自然的发展而实际上降低了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即印度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人口变化的情况来看，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人们更需要担心的可能是过低的生育率将导致人口的下降。这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开始担心的问题。人口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果人口的增长停滞了，也许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失去活力。
在追求人口增长的稳定甚至期望人口下降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认真考虑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日本自2006年以来，人口开始下降，在严重的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日本将来的经济发展很可能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而萎缩。德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移民，而中东移民在德国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还有新加坡，从1986年开始，政府鼓励所有的夫妇多生孩子，并提供高额奖励。然而，鼓励生育的政策却至今未见成效，受过良好教育群体的生育率依旧很低。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移民的贡献。
总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下降或者是增长的停止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增长还是下降，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譬如日本、俄国和新加坡，多年的努力至今也未能提高它们的生育率。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自己人口的增长。同时，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也远高于印度。然而，在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减缓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条件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我们对人口问题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