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说到伊朗和沙特，他们两国是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而且实力不相上下，两国的历史同样悠久，并且两国的国际关系、宗教、政治等多个维度相互竞争，那么这两国如此对立，原因为何呢？
说到伊朗和沙特，他们两国是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而且实力不相上下，两国的历史同样悠久，并且两国的国际关系、宗教、政治等多个维度相互竞争，那么这两国如此对立，原因为何呢？
伊朗和沙特积怨颇深，同为穆斯林国家，但是却不是兄弟，从历史上看，两国的人种各不相同，伊朗主要是波斯人，也就是雅安人（希特勒的定义）。虽说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伊朗并不属于阿拉伯文化圈的范畴，而沙特是正宗的阿拉伯人，与犹太民族均属于闪族。
伊朗的古代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庞大的波斯帝国，可以说很久之前，他们的先民就把中东以及中亚整个地区和其他民族踩到脚下，伊朗人总是为自己的祖先的风光而感到自豪，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伊朗依然野心十足，想要重振波斯帝国的雄风，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银幕上看到，伊朗的强硬，不接受任何示弱的条件。
即便后来阿拉伯人打倒了波斯帝国，但是对于波斯文明他们是很崇拜的，所以阿拉伯人统治期间承接了波斯帝国的文化，所以，后来的阿拉伯帝国甚至整个伊斯兰地区，都有着古代波斯的影子，所以作为伊朗人总是觉得自己的文明非常的古老强大，自己是阿拉伯人的老师，所以文化上有十足的优越感，在中东谁都不想放在眼里。
当然，沙特国际政治背景比较强硬，自己号称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所以沙特是个难啃的骨头，在阿拉伯人看来，自己比伊朗更牛，当年自己的先民建立起强大的阿拉伯帝国，要知道当时的阿拉伯帝国领土面积横跨亚欧非大陆，远远比波斯帝国大得多，阿拉伯人到现在已怀揣着一个重振帝国的梦想。
而在当下，虽然阿拉伯国家有很多个国家组成，但是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想重建横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帝国，当然，想要重振一个领土面积那么大的国家，实则很难，不过他们想要的是掌握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卡扎菲一生以此为己任，当年甚至提出和埃及等国家合并，自己想要坐拥老大的位置，可是其他国家不干。
沙特阿拉伯一直以阿拉伯世界老大自居，这一方面的愿望并不比伊朗弱，两个国家都想重振帝国梦想，都想要统治这个地区，那么，就自然而然会出现许多的摩擦。就比如大国关系上面，沙特与美国非常亲密，而且还是战略合作伙伴，美国在中东的诸多军事行动，都是借助沙特，但是，伊朗和美国不和，美国主导沙特与伊朗对着干，而且还联络各个国家，合力夹击伊朗，这让伊朗相当的难受。从经济上看，沙特主要以石油为产业，大家都知道阿美石油公司，全名叫做“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看名字大家就应该知道两国的关系了。
作为伊朗，除了与沙特对抗，还有沙特联络的各个小国进行对抗，当然作为老大哥的美国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小弟被欺负，所以对伊朗实施各种恐吓和制裁，总之，所有措施基本上都用上了，把伊朗制裁了个遍，但是伊朗也不傻，专门挑选与美国关系不怎么好的国家进行结盟，从而形成对抗势力，就比如说叙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和这些国家结盟，在伊朗受到制裁的时候往往都会力挺伊朗，还真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一点没错！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伊朗和沙特存在教派的争议，因为两国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沙特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虽然都唱一本经书，都奉仰一个真主，但是，都互相视作“异教徒”，所以，历史上两国就相当的不友好，战乱频发，相互攻击，一直延续至今。
总之，沙特和伊朗的恩怨情仇非常的复杂，而且自古延续至今，短期来看矛盾会趋于激化，长期来看，也是一个长期冲突的过程，而且背后都有势力支持，也许，在将来会通过一场战争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话语权，经常语言攻击完全就是家常便饭了。
（1）美国停止与沙特军事合作：
感谢官方邀请，问题主干展开，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向来不和”，而是“有多大仇”，在笔者看来，沙特与伊朗之间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看的确颇有冤仇，但要说“向来不和”也并不十分确切。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要说写个博士论文都绰绰有余，笔者在此尽量在四千字内为您梳理：作为真正的文明古国之一，伊朗是不屑于跟沙特谈历史的。毕竟波斯曾经是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尽管曾被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灭国，但伊朗高原上的主体民族一直都是波斯人，即便是从原本的拜火教改宗伊斯兰教，但依据笔者的观察，波斯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豪感至今仍然远远大于中东地区的任何其他民族。反观沙特，往近里说是1932年由游牧民族酋长建立的王国，往远了说也就是只能追溯到18世纪中叶沙特家族与瓦哈比家族共同建立的酋长国，与历史上的灭掉萨珊王朝（被认为是最后的波斯帝国）的哈里发帝国和之后赫赫有名的倭马亚王朝与阿巴斯王朝等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阿拉伯民族自身的认同感也相对有限，甚至阿拉伯民族的定义本身也相对模糊。无论是从政治范畴（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公民）、语言范畴（母语为阿拉伯语）或是遗传学范畴（祖先曾生活在阿拉伯半岛）来定义都不甚确切，甚至笔者遇到的不少所谓“阿拉伯人”都将自己的“阿拉伯人”身份作为身份认同的第三重，排在自身国籍和宗教信仰之后。
尽管把沙特家族崛起前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恩怨等同于沙特和伊朗两国之间的恩怨并不十分恰当，但逊尼派与什叶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沙特家族及瓦哈比教派与什叶派确实有着解不开的仇。从历史上看，由于在先知继承人问题、教义理解和对社会生活参与程度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什叶派穆斯林曾在逊尼派统治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两者也有过不少和平共处的时期，但在瓦哈比教派出现之后，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正如上文所说，沙特家族登上阿拉伯半岛的舞台中央，与瓦哈比教派密不可分，而作为伊斯兰教逊尼派当中一个极端保守的分支，瓦哈比信徒们不仅被要求严格遵循《古兰经》与圣训，禁止一切娱乐和非伊斯兰教的偶像崇拜，还主张摧毁一些被崇拜的伊斯兰教圣墓与清真寺等遗迹。1801年，沙特家族曾率半岛游牧兵一路向北，攻入位于现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与纳杰夫，在屠杀数以千计什叶派穆斯林的同时，还洗劫了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的圣陵。作为宗教领袖的瓦哈比长老们和作为军事领袖的沙特家族，自此开始成为什叶派穆斯林眼中的“恶魔”，而1932年现代沙特王国成立之后，当权者对沙特国民的“少数派”——什叶派穆斯林采取的不少高压措施（例如什叶派穆斯林曾无法担任政府公务员，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中曾经只能担任下层职务等），也使得伊朗民众感同身受，对沙特政权愈加仇恨。
民间呼声和上层交往在相当多的时候并不是正相关，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三十年至七十年代末之间就是如此，而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沙特和伊朗的主动选择，倒不如说是外部环境迫使两国走到了一起。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人民最崇拜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运动的领袖——埃及的纳赛尔，而同样是王权体制的沙特与伊朗两国则对民族主义和共和浪潮颇为忌惮，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又同样十分倚重于美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亲口对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承诺“沙特的安全就是美国的安全”，而伊朗则是美国牵头组建的巴格达公约组织（后改名为中东条约组织）的重要成员，二者都是美国实施其中东政策的重要支柱。
20世纪50年代，沙特与伊朗的关系进入“蜜月期”。1955年8月，沙特国王对伊朗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充分强调两国之间的友谊，并呼吁开展更多合作。尽管沙特对于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并不满意，但在1957年3月，巴列维国王仍旧实现了对沙特的回访。双方此后联手阻击埃及“纳赛尔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在1958年的黎巴嫩危机、1962年也门政变和布莱米绿洲主权问题上，伊朗和沙特均持同一立场；1965年之后，伊朗和沙特又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埃及的扩张；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在前方奋战，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也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对以色列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以方撤军；1967年12月，沙特的费萨尔国王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在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的同时，还建立了两国外长定期会谈的机制。即便是在沙伊双方在海湾问题上略有分歧的七十年代，两国还是协同其他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在欧佩克组织的框架下，用石油禁运完成了近代史上穆斯林国家对以色列，同时也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堪称最强力的一次反击。尽管之后伊朗在美国的压力下恢复了石油出口，但原油价格的整体暴涨还是使整个西方经济遭遇了罕见的衰退。
美好故事的终结往往毫无预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得中东地缘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特继续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并通过组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等行动联合地区其他国家以求自保，而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则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在国内创造出“政教合一”的政体，并将沙特等亲美阿拉伯国家视为非法，支持包括沙特东部什叶派穆斯林在内的反抗力量，明确将意识形态输出列为自身战略目标之一。1979年11月发生在沙特麦加禁寺的围困事件，使得当时正在推行国家现代化计划的沙特王室清醒地意识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鼓舞着沙特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而且对于自身执政基础之一的瓦哈比教派穆斯林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使后者看到了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的希望，沙特王室随后也决心向外出口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并将自己塑造成为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城守护者，来捍卫信仰的纯正性和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的强烈冲突使得现实对抗也愈演愈烈：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中，沙特为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而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中相当一部分也经由沙特运入伊拉克，可以说两伊战争是一场沙特出钱出枪伊拉克出人、联合对抗伊朗的一场战争；1984年，四架伊朗战机进入沙特领空，被沙特空军的F15战机击落两架击伤一架；1986年，沙特海关在前往麦加的伊朗朝觐者行李中发现超过50公斤的爆炸物；1987年朝觐活动中数千名伊朗朝觐者与沙特军警在麦加大清真寺外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更激化了沙伊两国之间的矛盾。
敌人与朋友的转换有时往往在一念之间。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伊拉克不仅入侵科威特，而且将矛头直指昔日的金主沙特。依靠美国为首多国部队的解救才得以幸存的沙特开始意识到，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能支撑自己成为中东霸主，而1989年迎来了改革派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伊朗也急需在地区内得到支持，以恢复因两伊战争而几近瘫痪的国家经济，沙伊两国一拍即合，双方关系再次进入“黄金发展期”。拉夫桑贾尼和之后的哈塔米两位伊朗总统相继访问沙特，而时任沙特内政大臣纳伊夫王子也曾回访伊朗，两国还在2001年签订双边安全协议。
就在一切都似乎向着光明发展的时候，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在颠覆萨达姆政权的同时，也使得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的伊拉克出现了权利真空，保守派总统内贾德上台后的伊朗趁机乘虚而入，逐渐实现对伊拉克政局的掌控，使得沙特回忆起被萨达姆支配的恐惧。尽管2007年内贾德曾经访问沙特试图修复两国关系，但裂痕已然存在，缺乏共同利益驱动，破镜重圆谈何容易。
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使得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喜忧参半，喜的是叙利亚和埃及等传统阿拉伯强国陷入混乱，沙特的“大国之路”似乎少了许多阻碍，忧的则是沙特和一贯被沙特视为“保护国”的巴林的什叶派也开始闻风而动，追求自身久未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在巴林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甚至提出了推翻逊尼派王室统治的口号。2011年3月，在海合会的支持下，沙特和阿联酋的1500名军警进驻巴林，协助政府平息“内乱”，逮捕了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并摧毁了数座什叶派清真寺，引发伊朗的强烈抗议，沙伊关系急转直下。同样在2011年3月，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活动升级为武装冲突，伊朗政府直接派出武装力量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而沙特则为相当一部分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经济和武器装备援助。
如果说沙特在叙利亚战场上是以小搏大，扮演着幕后的木偶操控者角色，那么在也门境内情况则恰恰相反。2015年3月，为支持也门总统哈迪为首的政府，沙特为首多国联军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而胡塞武装的背后正是伊朗。波斯人不仅为胡塞武装提供了包括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装备，而且派出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至今将沙特为首多国联军牢牢地牵制在也门战争的泥沼之中。
早已紧张的沙伊关系最终在2016年初彻底断裂。1月2日，沙特内政部宣布于当天处决了著名什叶派宗教人士尼姆尔·尼姆尔，引发整个什叶派震怒。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和政府第一时间表示抗议，而伊朗示威者也从当天晚上开始冲击并焚烧了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地的沙特使领馆，沙特和伊朗随后在几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宣布与对方断绝外交关系。曾经在两伊战争这样的“非常时刻”，沙特与伊朗仍旧能奇迹般地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外交关系，这一次是真的决裂了吗？
在笔者眼中，答案是否定的。从事件起因来看，沙特处死尼姆尔与其说是向全世界什叶派挑衅，不如说是针对伊朗的试探性动作，使领馆被焚毁之后宣布断交，也是应激性反应而非计划中的行为，而伊朗宣布与沙特断交则更是外交对等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被伊朗街头政治“倒逼”的结果；从事态发展来看，伊朗在断交后多次向沙特表达改善关系的意愿，而沙特也无非是一再重申伊朗应当停止干涉周边国家内政的行为，要知道断交之前沙特其实也是这种口吻，只不过没有对伊朗指名道姓，特别是媒体时不时曝出的沙特和伊朗互派外交团访问的消息，表明两国并未完全切断联系；在卡塔尔因外交风波退出的情况下，伊朗仍然留在欧佩克组织之中，显示对沙特与俄罗斯主导的国际原油价格体系并无太大不满。最重要的一点是，伊朗在美国退出核协议后重新面临巨大压力，而目前领导沙特的萨勒曼国王父子，特别是实际掌权者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面对国内改革和外交事务的一些挫折——以记者卡舒吉被杀事件为代表——也开始重新对政策进行思考和调整，尽管双方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回到巅峰，但如果有一天两国像突然断交一样宣布突然复交，笔者也并不会感到十分惊讶。“向来不和”的结论，往往只存在于理想化的数学模型当中，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就像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几起几落一样，有哪些国家是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