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军区建制，主要体现在司令部的负责人参谋长身上，大军区的参谋长都是大军区副职，就是中将，按新款军装的标志来看，就是左胸前是六排资历略章，大军区正职在资历略章上是两个金黄色的
大军区建制，主要体现在司令部的负责人参谋长身上，大军区的参谋长都是大军区副职，就是中将，按新款军装的标志来看，就是左胸前是六排资历略章，大军区正职在资历略章上是两个金黄色的小五角星，大军区副职都是一个金黄色的小星！按二级部的规格来推理，办主任应该是正师职！
袁崇焕和毛文龙有什么仇恨
毛文龙，字振南，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毛文龙清修明史无传，仅以熊廷弼、袁崇焕等列传及朝鲜传附记之，野史笔记所录生平，各有不同。按《毛太保传》所载，毛文龙“为人落拓不治生产，好谈兵”。三十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辽帅收之幕下，授海州军官”。按《国榷》所载，毛文龙“世袭海州卫”，其舅兵部职方郎中沈元祚写信将其推荐给同年王化贞，授予千总。按《毛总戊墓志铭》所载，毛文龙早年葬父，寄居舅舅沈光祚家中，沈光祚时职山东布政司，将其毛文龙推荐于王化贞，授予练兵游击。 天启二年，毛文龙袭镇江，不数月，实授总兵官，开镇东江。官累至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加太子太傅。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被袁崇焕矫诏斩于双岛。 2.镇江之捷 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文龙侦得镇江城中空虚，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二百二十余人夜袭镇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归顺之民，绳绳而来”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毛文龙因功授副总兵，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元年八月初四，后金军再破镇江，毛文龙逃往朝鲜。 镇江之捷时人评价各异，“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唯熊廷弼不以为然,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 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 3.开镇东江 镇江之役以后，毛文龙逃到朝鲜义州，受到后金军队的多次袭击。天启二年十一月（1622）毛文龙便率众入据距铁山八十里之海中皮岛（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因皮岛距鸭绿江以东，又有东江之称。毛文龙于天启二年到崇祯二年间对后金有若干次的军事袭击，最著名者有： 天启三年（1623）十月，毛文龙奏自满浦、昌城攻甜水站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瘦，自相残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明熹宗实录》） ，当时明廷即有人怀疑：“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此役据《满文老档》（太祖卷59）记，九月十三日，尼堪（满洲对汉人之称）三百人从河对岸过来，被杀五十余人，捕百总一人，供称毛文龙在铁山。二十一日报告，十六日，尼堪一百人入侵托马里村，驻甜水站的苏赛参将率五十人赶到，杀六人。据朝鲜人记，天启三年七月乙未，“都元帅张晚驰启曰，近接义州之报，毛将已为渡江，游骑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日日放炮，以为声势。又闻易承恩等已自上流渡江，其军之单弱，臣已目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52） 天启三年（1623）闰十月，毛文龙塘报董骨寨大捷，斩级二百三十，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明廷赐以金蟒、发帑金三万充赏（《明熹宗实录》卷35，天启三年闰十月戊戌。）毛文龙报称以兵万人攻凉马甸（宽甸东），又合兵三万攻牛毛寨斩首二百三十级（《山中闻见录》卷4） 此役据《满文老档》（太祖卷59）九月二十一日，后金发现毛文龙兵过鸭绿江并进行屯田，后金去新城叆河的付将额克星额在碱场杀敌兵游击一人，千总一人，共三十三人。在一堵墙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人。在孤山堡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人。在新城杀千总一人，共四十四人。在夹山杀千总一人，共十一人，在汤山杀十五人，共杀一百零六人。董骨寨与牛毛寨在鸭绿江北岸宽甸边外，说明这也是一次小规模的袭击。 天启四年（1624）五月的咸兴之役，此役明方无明确记载，毛文龙没有报捷。据朝鲜人报称，有山东淮安人朱姓者，因行商陷于辽东，从会宁逃来，告以所居被虏部落甚多，并有汉人四十名，可乘机剿取。于是毛文龙便命游击王辅、时可达率兵五千，进入朝鲜东北之咸兴府，出发时声称兵一万，五月往，六月还时一行人马仅五百余匹，沿途索粮，民皆号哭（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2） 据《满洲实录》（卷七）天命九年（1624）五月“明国毛文龙令游击三员领兵顺鸭绿江越长白山寇满洲东界所属辉发地，时有满洲守将苏尔东安击破之，追杀三日，其兵无一人得脱。” 天启五年六月（1625）清和之役。这年七月，毛文龙塘报；“中和之役，我兵奋扬，奴遂丧气，其筑沈阳城不就遂弃，退修铁岭，渐有归巢之意，阵擒西夷七名，真东夷二十一名，夷级一百二十四颗。”（《明熹宗实录》卷56，天启五年七月壬申），据朝鲜所记，天启五年六月壬午，平安监司李尚吉驰启，毛文龙后营杜游击与奴兵三千“战于清河城北之车山，游击领大兵夜归，至碱场堡土墙口，奴兵一万五千余骑断游击归路，游击四散，陆续渡江云。”又戊戌，义州府尹李莞报称：“都司徐景柏参将易承恩等，领军兵捕获真假鞑二百余名出来。”（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52） 天启六年五月（1626）的鞍山驿与萨尔浒之役。闰六月毛文龙奏称，得知努尔哈赤于四月二十日过河西去，即派参将林茂春曲承恩领兵攻鞍山驿，他自己率兵至凤凰城宽甸叆阳等处，“阵擒渠魁二名，活夷八十三名，阵斩首级六十三颗，备造清册，另文俘解，其阵亡官兵四千余人。”（《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闰六月丙辰）。袁崇焕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文龙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 据朝鲜记载，毛文龙得知后金兵西向广宁，谓“天下胜败安危在此一举”，分兵八路，王辅李良梅从义州，徐孤臣、曲承恩从昌城渡江，六月初五日，王辅、李良梅等至鞍山驿，为诈降假鞑所诱，入城后多获人畜而出，再入城中，即被包围，六将战死，所率军兵一万八千人尽没。（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2）据清方记载，“五月初五日，明将毛文龙遣兵袭鞍山驿，城守巴布泰败之，朱其兵千余，擒游击李良美等，帝闻鞍山有警，即夜入沈阳，诸王俱向鞍山进发，至途中，闻敌兵已败，乃回。十二日明将毛文龙复遣兵至萨尔浒，初更攻城南门，城中矢炮齐下，明兵少却而我国总兵官巴笃礼自山下呐喊而入，敌遂政，追杀其兵二百。”（《满洲实录》卷7） 。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阿敏以八万之众侵略朝鲜，史称“丁卯之役”。阿敏兵分两路,一路由济尔哈朗率军五万攻铁山,自带三万余骑兵攻义州，两地被同时攻克，东江镇当时在铁山仅有屯田军一万，多是老弱和家属，后金重兵围攻之下很快失陷，东江镇屯田军伤亡惨重，毛文龙家属三百七十余口被屠杀。此时毛文龙的主力尚在皮岛，虽然铁山失陷但损失不大，毛文龙不顾后金的重兵压境、精锐尽出，军力明显超过自己许多而毅然反攻，先集中兵力在各地搜杀后金军，又出击辽东半岛取得了瓶山大捷，一度收复铁山、昌城，后又在鸭绿江实施水陆并进截杀返回沈阳的阿敏主力取得一些胜利。《明史纪事本末遗补》卷4“毛帅东江”里有记载，曰：“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 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和对其腹地的威胁都极大，以致于熊廷弼、孙承宗都曾给予东江镇和毛帅高度的评价： “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经略辽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熊延弼 “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软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与，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惭死无地。”——督理辽东军务大学士 孙承宗 5、交通敌国 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间，毛文龙与皇太极之间曾多次交通，相互通书。通书书信现以两种形式存世，一是来自内库的明清档案中汉文原件五封，该原件原本清廷文藏，现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原件照片也曾在李光涛先生编辑的《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下称《存真》）中收录。其内容在民国时期编辑的《明清史料》甲编和丙编中可查。一是满文转译的信件，该信件《满文原档》岁字档中存有六封，以老满文的形式记录。亦被收在乾隆朝抄录的《满文老档》中太宗天聪朝的第十一册，第十二册中。 对比汉文原件和满文老档转译文意，可以判断：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一（《明清史料甲编》）应是《满文老档》第十一册中的第一封，本文中记为书信I； 《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一封，后半部分“书云”即为《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二（《明清史料丙编》）本文中记为书信II③；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四（《明清史料丙编》）应是《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二封，本文记为书信III； 《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第三封，本信无汉文原件对应，记为书信IV；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五（《明清史料丙编》）应是《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四封，本文及记为书信V； 《存真》中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之六（《明清史料甲编》）无满文译文书信对应，本文记为书信VI； 《满文老档》第十二册中的第五封，本信无汉文原件对应，记为书信VII。 由上述可知毛文龙和皇太极通书中满汉书信，归并内容相同的书信，共存世七封信。这七封信时间跨度从天启七年末到崇祯二年初，并且可以崇祯元年五月为界分成两个阶段。 现存的毛文龙和皇太极的最早的一封通书是“书信I”，该文后金收到到的时间在满文老档记录为“天聪二年正月,毛文龙来书云”，而在汉文原件头有批注”天聪元年初来”的字样，由此可见后金受到此书应该在天启七年底到崇祯元年之间。信中毛文龙主要是要和后金议和,信中写到“但今两国相持，终无结局之期，何不一和相约”“况我先帝代逝，令先君亦游仙矣，为何不罢兵息战，议请新封，以享太平之福乎”。 皇太极对毛文龙的议和书信，还是相当重视，很快派亲信使者阔科（满文Koko,毛文龙塘报中成为可可。朝鲜人录为曲虎）, 来皮岛上商议。并嘱咐阔科“得见毛帅，细听其言，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四月十六日之误，此应是阔科等人到沈阳时间。阔科等人回沈阳后带回的是一封毛文龙的誓书，即书信II前半部分，阔科此时带回毛文龙的盟书显然是以为议和已成，按照惯例，其应该再送回皇太极的相应盟书，所以二十日，阔科再次启程，出使皮岛。 阔科第二次入皮岛的时间，毛文龙在书信III说”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承政院日志》中说五月四日“胡差二人自麟山乘船送至椵岛”在《乱中杂录》中则说“毛永佑带同胡差二十九日，自沈阳出来向岛”“初四，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椵岛”由上可看,阔科四月二十六日到镇江等处，五月初四左右到达皮岛无误。阔科这次出访，被皮岛扣押，随即解压入京.即便如此，毛文龙也不愿意彻底割断和皇太极的联系，其于五月十六日后修书一封即书信III另差人带于皇太极。内称阔科等人业已返回，并故意提醒黄户部来岛，海防甚严，为自己今后解释阔科被押事件预留托词。 毛文龙递送书信III后，和皇太极的联系暂且中断数月。但是毛文龙在明朝的处境并未因为接送阔科上京而得到好转。特别是在东江军饷和兵数方面审核的日趋严格。在黄中色点校东江兵马数的基础上，登莱巡抚孙国桢又奏报“东江兵数二万八千”并“以海外兵数既定准运饷八万石，不得重累东民”。这一切引起了毛文龙的相当不满，渐生叛心。后金在东江的奸细王子登在二年三月的信中说“去岁七月。毛都督闻文官之言有嫌于心，欲望登北岸。” 毛文龙七月登北岸投降的举措虽被部下所劝阻，但是其在八月份却做出了自私离开汛地，率兵出现在莱登惊人举动。对于此事，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劾其“擅离汛地，潜入登莱，责令据寔回奏。”山东总兵杨国栋亦责问：“文龙近以漂风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续到多舡，见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对于这次私自登陆莱登毛文龙给出的解释是”因风飘至”.且不说这借口多么的牵强,单说毛文龙崇祯二年三月第二次率军登陆莱登,绝非可以用气候来解释了。 《山中见闻录》中说“（崇祯二年）春，文龙拥舟师掩至莱登，旌旗蔽海上，登人以为建州兵至，皆大惊”毛九华在毛文龙被诛后一封奏折中称“其（毛文龙）再至莱登则有可异焉，舳舮相望，精甲耀日。”此次登莱，毛文龙已经不满于海上武装示威了，而发展到了公然抢掠的地步，毛九华疏中这样描述：“（毛文龙）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⑥”。如果说毛九华的奏折或是拘于门户之见，有夸大之词的话，那么满文老档中不知名至皇太极的信中亦提到“其（毛文龙）率兵于山东等处收粮食，逼迫前往，乃因不合意，即行抢掠⑦”。两相印证，毛文龙于崇祯二年初，在登莱等处抢掠，应确凿无疑。 参照毛文龙两次指莱的情形，更容易理解毛文龙崇祯元年下半年到崇祯二年初的通书脉络。毛文龙再次和皇太极联系，始于崇祯元年九月，毛文龙初次指登窥探后不久。承政院日记十一月十五日条下有：“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都督标下都司苏万良。去九月，持都督书，十月十七日，得达沈阳，持汗书回书来事。”“铁山府使书目，苏万良率家丁十七名，金人三名女人一名，持金国汗书，由昌城之路出来，本月初九日子时，到本府事。” 苏万良系毛文龙亲信，天启四年毛文龙解送李永芳招降使者时，即系该人解送，并因此功授予守备。其崇祯元年九月持都督书，即书信IV前往沈阳，于十月十七日抵，后持皇太极回信返回，皇太极的回信即《明清史料丛刊初编》的上编《皇太极谕皮岛众将》的第一封。 苏万良带过去的书信IV中,毛文龙先向皇太极解释了阔科未归的原因,把一切归罪于黄户部,紧接这其抛出一个计划来”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此信中所说的”我取山东”,和毛文龙在八月份所谓因”风飘”指登的窥探恐有很大的关联。 皇太极的回信对毛文龙做了回复,他先指责毛文龙年初的大话相欺(指的书信I)责问他做出”差官持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奉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承诺，结果却是和谈未成，使者也未放回。而此番又差人来”持书又是别事”(指的是非上次和谈,而是所谓的从两面夹攻的计划)。皇太极表示出对毛文龙及其不信任，反问道“或攻山海，或攻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 毛文龙接到信后，立刻又作了回复，承政院日记十一月二十一日载“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守备柳得率家丁十六名，真鞑一名，十五日过本府向昌城事。”守备柳所持的书信及书信V 。信中毛文龙再三赌咒解释阔科被解送事件，并说提到“我想要与汗王一路上做此大事，又被此一番所疑，莫非天数”此封信，皇太极有无回复，未可知，但毛文龙于十二月份再次遣使去沈阳，此信应已轶。 直到崇祯二年三月，毛文龙又给皇太极递送了一封信，此信上有满文批注，上书：“天聪三年三月一日，毛文龙派二名汉人同出征中逃亡的布杨图牛录和席图库送来的书信”。 该信开头即云“不佞近与足下同此大事已经三次”，依此观之，毛文龙在崇祯元年九月，十一月，十二月三次通使后再无与皇太极联系。而文中又说“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晴晴喜跃”则无疑十二月份的来书，皇太极作了回复。文中接着责问皇太极为何犯铁山,以为皇太极背信,并以此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挞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那知日远之大妙。,后从被俘的冤牛禄十头库(即送信的席图库)中得知：“我等非抢你人民来也，听说刘爱塔弟兄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拿他来了。” 转而承诺“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说成之后， 我送与你，去不得么?为何动兵来，又起我两家猜疑。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 ”最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竟商讨起待遇问题“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 第VI封信和最初的第IV封信相比，毛文龙在叛国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其不再坚持事成之后，“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同意做后金的附庸，宣称“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仅仅要求地位比“佟、李之隆”或者“西夷之头领之隆”略高。这种让步应该写在毛文龙元年十二月遣使的信中，也正是这封信让皇太极暂时放下了解使事件的不信任感，同意和毛文龙的军事合作，所以毛文龙在第VI信的开始中方说“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晴晴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 但是不久皇太极有变卦，对毛文龙提出了新的条件，在毛文龙书信VII中有所反应。书信中说皇太极提出了“若送还诸申，可以来往，否则不再来往”的新条件。让毛文龙及其恼怒，指责“前者已讲明完了之事，仰又何疑”“今尔因阔科一事而疑我，何其无智尔！” 书信VII系毛文龙的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从信中看毛文龙不满皇太极新的要求，而暂时中断和皇太极的来往，甚至愤怒提出了“否则杀尽所遣之人，方足汗嗜杀之心乎”。尽管如此，毛文龙也没放弃和后金合作的努力，在信中仍然留有“尔若以我言为是，即下决心，明白赠书，从速遣之，观尔如何行事，我再答复”。 毛文龙的书信VII递送时间未详，但满文老档第十二册最后一封不知名至皇太极书中写道“汗又不纳，反而言称，尔欲来归，则送诸申前来登岸，……，（毛文龙）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年，随即断绝，其率兵于山东地方受粮……”从中可知其应在毛文龙二次登录莱登抢掠之前，崇祯二年三、四月前后的事情。 王子登在崇祯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中依旧提及“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莱登二府乃为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乎？”。由此可知，毛文龙从崇祯元年九月到崇祯二年四月间，先后和皇太极通书五封（包括元年十二月的未存世之信）都是围绕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一军事合作计划进行的，这五封信恰好是在毛文龙两次私自登录莱登之间，显然并非时间上的巧合。毛文龙自元年八月指登窥探后，渐生叛明自立之心，并利用海路冰封的冰封期间，与皇太极通书商议合作的可能。在毛文龙作出让步后，皇太极一度同意毛文龙的合作计划。但是由于阔科事件隔阂，或者说皇太极试图进一步借机挤榨毛文龙的利益，使得最终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这也使得毛文龙的二次登莱仅仅演变成武装示威和小范围的抢掠，而未敢公然和明朝决裂。 四、其它相关说法及其简析 对于毛文龙和后金的交通通书，诸多学者和网友也提出很多见解，本文最后尝试对各类说法做一个简析。 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觉得毛文龙书信中“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①，认为毛文龙“当是相互玩弄，非有意归降也”。但毛文龙的词气倨傲，不应单单着眼于毛文龙与后金的通书，更应该毛文龙本人的秉性习惯中考察。朝鲜仁祖李倧说过“文龙与禽兽无异，至若皇帝之尊，亦无所畏，不可以礼责之也”②。仁祖所言不差，毛文龙不仅仅对外邦君臣如此，对同僚和上司也倨傲无礼。天启年间莱登巡抚武之望也埋怨：“臣初抚登时，期与文龙 同心共济，移书相劝勉，捐资相救济，乃数次文移，查无一字相应也 ”③蓟辽督师袁崇焕在于毛文龙会晤时，毛文龙竟当面狂言“关宁兵马俱无用,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遂了东夷”④。登莱巡抚和蓟辽督师俱是毛文龙上司，毛文龙都毫无顾忌的或举止傲慢或口出无状。不仅仅如此，甚至对于崇祯本人毛文龙也失人臣之礼。崇祯二年五月，毛文龙上疏自辩，连用五个“皇上知之否？”《崇祯长编》中批注说其“语多桀骜⑤”。如果毛文龙对崇祯都“语多桀骜”，那么其对皇太极“词气倨傲”又如何做的“当是相互玩弄，非有意归降也”的依据呢？ 陈函滔在《东江事略：毛文龙生平事迹研究》把毛文龙的通敌书信归为毛与后金的相互反间，这难免有为毛文龙避讳之嫌。且不说，毛文龙在崇祯元年的五月前的解阔科一事，是毛文龙有计划为之，还是事后搪塞，尚未有定论。即便是有意为之，从毛文龙塘报中看。所谓的诱使者也在阔科被扣押后完成，五月后的通书事件和前者是割裂的两个不同阶段，对于其后的通书，毛文龙完全对明朝隐瞒。 吉林大学孟昭信教授曾提出过这么个观点认为毛文龙的书信II到书信VII都系王子登伪造，⑥这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毛文龙和后金交通情形，除了存世满汉书信外，尚有往来使者信息，毛文龙亲信苏万良后金被俘牛录布杨图和席图库这样的信使信差绝非刚入皮岛不久的王子登能够指使和派遣的。 也有网友对毛文龙汉文书信中字迹和印信提出了质疑。毛文龙五封汉文书信，第二封是否是毛文龙书信尚有争议，姑且不论，剩下四封，似两人手书，第一封信，笔迹较为端正，措辞较为文雅，而后三封“文理之难通，字体之谬误。俱见武人亲笔⑦”。此亦好理解，头一封书信是天启七年末与后金议和所写，文中所议俱是和谈之事，当可以军中亲信文人代笔捉刀。而后三封则是毛文龙和后金私自密约，怎敢假借人手，想必是毛大帅自己的墨宝。 毛文龙汉文书信的后两封中在抬头处盖有一朱文方印，上书“平辽大将军之印”。或有人说此乃毛文龙的官印。此言甚谬。其一，明朝挂印将军印系柳叶篆，总兵关防系九曲篆，非该印中所呈字体⑧；其二，明朝挂印将军均以征讨号加将军字样，而非“大将军”。其三，毛文龙在崇祯元年所挂印系“征虏前将军”而非“平辽将军”⑨；此三点足说明该印非毛文龙官印。 那么该印是否是他人伪造呢？又不然。该印虽非毛文龙官印，却有可能是毛文龙私印。其一：明朝交往中有以古官职称谓今官职风尚，如兵部尚书称为大司马，户部尚书称为大司农，总兵总戌则以大将军之称称谓，毛文龙指使他人撰写的宣传材料《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文题即称毛文龙为毛大将军，毛文龙又系专敇平辽总兵官⑩，称其为平辽大将军并无误。其二：明朝私印中有一类履历印，常以自己出任或曾出任的官职的古称头衔入印，如明代著名藏书家范大澈，有一方藏书印，曰“典属国印”。实际上范在明朝所任鸿胪寺序班，而鸿胪寺职属在秦汉时期就是典属国。范此藏书印实际用典属国来替其的鸿胪寺序班的履历。由此看毛文龙有一方“平辽大将军之印”的私印再为正常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