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简单说:为了一个在中东存在的理由~!现在这个理由没了,就又把伊朗弄出来~~~就是这样~~~复杂的~~~“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将战略重心锁定在中东。在此背景下，对美国中东政
最简单说:为了一个在中东存在的理由~!现在这个理由没了,就又把伊朗弄出来~~~就是这样~~~复杂的~~~“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将战略重心锁定在中东。在此背景下，对美国中东政策的评估，某种意义上就成为评估当前美国全球战略处境的最佳范本。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传统与当前中东政策的历史比较，深入揭示当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及其历史命运。 一、从均势到霸权：美国中东战略的根本性嬗变当前，美国的中东战略正在经历革命性转变。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中东战略可分为清晰可辨的两大发展阶段：自二战结束到“9・11事件”发生前的近60年内，美国基本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的均势战略；“9・11事件”后，美国转而奉行全面改造中东的霸权战略，这实际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从经典现实主义向进攻性理想主义的转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撑，二者相互为用，使美国在获取实利的同时，还有意扮演着道德捍卫者的角色。但在中东，美国长期奉行的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实用政策。乔治・凯南在1948年曾指出：“我们应该停止空洞的言论，放弃提高落后地区的人权、民主和生活水平等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纯粹以权谋的观念来解决问题的日子近了。我们越不受理想主义口号的束缚越好。”[1]美国这种现实主义思想在中东体现得最为明显。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有五项利益，包括维持波斯湾石油以合理价位向西方工业国供应；维护以色列生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恐怖主义；协助温和派阿拉伯国家安全与稳定；防止苏联势力扩张，维护美国在中东的优越地位。[2]其中，确保石油供应和防范苏联是两大核心内容，而石油利益又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具体的利益。[3]这些基本目标决定了美国在中东的总体战略就是促进和维护该地区稳定。[4]体现到操作层面，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层面推行“代理人政策”，避免干涉中东内部事务。1945年2月14日，沙特国王与罗斯福达成“石油换安全”的历史易。从此，这就成为美国与沙特乃至海湾国家合作的基本模式。因此，尽管这些国家在人权、民主方面不尽如人意，但美国基本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在冷战时期，‘自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通用口号，但在中东，美国很乐意用安全换自由，学术界也主要是探讨所谓的‘中东例外论’。”[5]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因此在中东更加依赖扶植“代理人”来确保美国对中东的控制。而伊朗、以色列和沙特就是当时美国稳定中东秩序的“三大支柱”。[6] 当然，美国维持现状和扶植亲美国家的政策，也曾经遭遇一些要求中东实现非殖民化、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治力量的挑战（如摩萨台、纳赛尔、霍梅尼等），他们将美国在该地区扩展影响视为一种声名狼藉的西方帝国主义。[7]为消除这些民族主义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美国几乎无所不用。如1949年支持推翻叙利亚民选政府的政变；1953年在伊朗政变颠覆摩萨台政权；1958年为维护“稳定”派兵进驻黎巴嫩；60年代初试图暗杀伊拉克领导人卡塞姆；1963年支持伊拉克复兴党推翻亲苏的卡塞姆政府；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8]但总体来说，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相当有限，所用手段也谨慎而节制，这就使美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战略自主性。其次，在地区层面推行相互制衡的均势政策，防止出现威胁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大国。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由阿以政策和海湾政策两大部分构成。[9]因此，美国的均势制衡政策也可以分别进行解读：在阿以乃至大中东范围内，美国通过扶植以色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海湾地区，美国通过支持温和阿拉伯国家（如沙特、科威特）来平衡激进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同时又通过伊拉克来制衡伊朗。在阿以关系问题上，美国决策者认为，对以色列的援助和支持是一项很好的投资：以色列帮助镇压黎巴嫩、约旦、也门、巴勒斯坦等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以色列军事力量可以有效抑制叙利亚这一苏联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经常发动战争可以帮助美国检验武器性能。 “毫无疑问，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是一桩合算的买卖。”[10]在海湾地区这个世界上石油贮量最丰富的地区，美国战略家认为，“波斯湾石油通道太重要了，不能用海湾地区那种捉摸不定、行事诡秘、两败俱伤的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美国在海湾个案上的审慎政策是分治，而不要征服”。[11]伊朗和伊拉克作为海湾大国，均有可能称霸海湾，因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基本政策就是防止任何一方过于强大，避免海湾油田被任何一国控制。因此，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当伊拉克节节胜利时，美国就暗中支持伊朗，并酿出了“武器换人质”的所谓“伊朗门事件”；而当伊朗转守为攻后，美国又开始偏袒伊拉克，不仅为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农业贷款以及重要情报，美国舰队还以“航海自由”为借口，在波斯湾攻击伊朗海军。[12]美国国务院还专门起草了一个“如何防止伊拉克战败”的方案。但美国的总体目标是使两伊两败俱伤。1990年，当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并可能称霸海湾时，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骤然转变。“在入侵之前，他（萨达姆）是美国的朋友，而入侵后则马上成了‘新的希特勒’。”[13]美国在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的基本目的就是恢复地区均势，防止中东石油为少数国家控制，这就决定了它是一场点到为止的有限战争。老布什在其后来的申辩中称，“我们的使命是制止侵略，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政权”。[14]他还指出，“若要除掉萨达姆可能要付出不少的生命和政治代价。我们为此将要被迫占领巴格达，甚至统治伊拉克。……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可行的脱身退路，这是违背我们的原则的。……假如我们真的占领伊拉克，美国很可能会困在一个充满仇恨的地区而不能退兵”。[15]可以说，老布什政府对波斯湾地缘政治的哲学仍继承了80年代里根政府的老观念，认为一个统一完整的伊拉克才足以平衡伊朗的势力。[16]克林顿时期的“双重遏制”政策，也是美国地区均势政策的延续。多年来，美国这种“唯利是图”的中东政策也屡遭诟病。许多深受理想主义熏陶的美国人认为，均势政策是一种不道德的、反复无常的短视政策和权宜之计，更有有识之士指出，霍梅尼政权之所以强烈反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支持巴列维专制政权造成的；萨达姆政权也是“美国接生的政权”；[17]甚至连“9・11”恐怖袭击也是美国缺乏远见的现实主义政策埋下的祸根。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总的来看，美国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中东战略，尽管不乏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但它很大程度沿袭了老英国的外交精髓，使美国得以在中东这一最为复杂敏感的地区，较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并保持了战略灵活性。然而，霸权战略始终是像美国这样强大国家的强烈冲动。[18]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发展际遇，使美国始终被蒙受神恩和肩负天定使命的理想主义神话所笼罩，[19]由此使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扩张彼此融合，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之中。[20]而且，越是在实力接近巅峰时，美国建立“理想世界”的霸权冲动就越明显。在历史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这种理想主义与争霸野心的混合产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的膨胀使美国再次滋生出全面称霸的帝国野心。只是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对怎样塑造世界和中东一直举棋不定。事实上，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美国一直在寻找新的威胁和对手，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大国悲剧论”、“失败国家论”、“游戏规则论”等不同的战略蓝图。“实际上，美国的大战略就是在辨认地缘政治的断层线，找出潜在的全球性力量将要出现并相互冲撞，进而产生最终导致重大战争发生的矛盾的地点和方式，并找到克服断层线的方法――或者至少要找到降低断层线的破坏潜力的方法。”[21] “9・11事件”的爆发使美国最终将恐怖主义锁定为最大威胁，并将中东作为反恐的主战场。在美国看来，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对中东进行全面改造。因此，美国决意颠覆中东地区秩序，全面介入中东内部事务，将反恐战争、稳定伊拉克、遏制伊朗、寻求巴以和平、鼓励改革融为一炉，彻底整合中东秩序。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战略，是“一种侵略性的、干涉主义的、单边主义的改造性战略。它看起来将是十足的行动着的威尔逊主义。美国风格的霸权战略将不仅是‘美国充当世界警察’，还是‘美国在你的脸上’。”[22]具体地说，新时期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战略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通过发动战争建立亲美政权，进而实现地区霸权。苏联解体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极大刺激了美国控制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地缘政治兴趣。而“这一大战略皇冠上的明珠就是一项以亲美傀儡政权取代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并在当地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计划”[23]。因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五角大楼就开始准备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1999年战略评估报告》特别提到，一场新的战争将一劳永逸地抹去萨达姆的所有影响，获得其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并将美国的影响延伸到由于苏联崩溃在欧亚大陆南部富油地区形成的真空。[24]小布什在2001年1月30日，也就是“9・11事件”发生多半年前，就表示要改变巴格达政权。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将先发制人地打击对我们国家利益的各种威胁”。[25]这种“先发制人”战略大幅降低了美国动武的门槛，实际表明美国已完成了通过武力征服称霸世界的政策转型。因此，“‘9・11’恐怖袭击事件、反塔利班战争和布什的反恐战争，仅仅是为一项已经写入文件至少10年的计划提供了进一步努力的动力” [26]。而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在实力膨胀后武力称霸世界的最新战例。其二是推行民主改造，将美国的影响范围从外交延伸到内政领域。事实上，这种民主乌托邦主义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就开始萌生。美国当时就相信，打败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再适当运用美国在其他领域的政治影响，该地区将发生巨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巴格达改造为一个民主的政权。”[27]而“9・11事件”帮助小布什激活了美国的这种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小布什的外交哲学深受新保守主义熏陶。在他看来，所有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普遍性的发展阶段，而美国正好处在这个进化过程的终点位置上。因此，其它国家所能做的就是效仿美国模式，而美国也负有某种“天定命运”去救助和推动落后国家向这一方向前进，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干涉和高压的方式输出民主理想。因此，小布什对输出民主表现出超出常规的“意识形态执迷”。“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更加确信，60年来西方国家为缺乏自由的中东寻找托词并尽力包容，这并未使美国变得安全。因为从长远看，稳定不可能通过牺牲自由来购买。因此，接受现状的危害难以估量。[28]美国必须采取“一种新政策，一个推动中东自由的战略” [29]。这种“新政策”的最明显体现，就是美国在2004年2月推出的全面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 二、美国当前在中东的战略困境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9・11事件”的发生更使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锁定在中东，并决意通过推行全新的政策实现其霸权目标，伊拉克战争和“大中东计划”等美国外交的大手笔都是围绕着中东这片热土展开的。然而，美国在中东战略投入的不断加大，非但没有使其在该地区的利益更加稳固，反而使中东出现了伊拉克内乱、伊朗核问题和哈马斯上台等一系列难解热点，由此使美国在中东陷入全面困境之中[30]。那么，为何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当美国并不占据明显优势，且投入有限的情况下，美国仍能有效维护其在中东利益，而当美国占尽优势，并全力进行战略投入的情况下，反而被中东问题所困，丧失了战略主动性呢？这与美国新时期霸权战略本身存在的缺陷直接相关。首先是黩武主义本身存在缺陷。作为霸权手段，小布什的黩武政策与美国先辈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完全背道而驰。二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在朝鲜和越南发动了两场局部战争，结果都是被战争所困，徒然损害了国家实力。因此，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温伯格与其助手鲍威尔认真总结了越战教训，认为如果不是与美国的重大利益有关，美国不应该随便动用武力。一旦决定使用武力，领导者必须有取胜的决心、有清晰的政治及军事目标，并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取得胜利后才能退兵。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温伯格―鲍威尔原则”[31]。按照《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的观点，美国应该只为生死攸关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进行战争。[32]一言以蔽之，美国要谨慎言兵。但小布什政府对先辈的这些告诫不屑一顾，而决意通过“反恐战争”来实现霸权目的，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美国在伊战后公开承认，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把帝国大战略树立为新的国际准则。[33]从战争结果来看，阿富汗战争使美国的霸权触角首次延伸到中亚这一权力真空地带，并在俄罗斯、中国与伊朗三个潜在或现实对手之间打入楔子；伊拉克战争则使美国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获得战略立足点，并使美国有可能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中东石油，达到控制其他大国的目的。但这种战略收益仅仅是纸面上的。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21世纪开始，主权国家不可能被外国军事力量成功地统治或主宰。黩武主义会带来更多的抵抗、暴力和毁灭。[34]在实践中，这种黩武政策将会产生一种“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朝着它前进的运动，会产生一种阻止其前进的反作用力，越是猛烈地追求它，阻止的力量就越大。[35]因此，“将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利益手段将导致大国霸权衰落。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和注定要破产的”[36]。具体地说，美国的黩武政策在中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动战争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布什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显然没有料到伊拉克战后重建面临的问题。三年来，美军在伊拉克居然经历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美国本想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根除恐怖，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权，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反恐战争使伊拉克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训练营、演练场和输出地。驻伊美军每月开销巨大，伤亡数量不断攀升，美国在伊拉克已陷入“输不起、打不赢、走不了”的战略窘境。同时，美国推动的“民主化”搅动起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郁积多年的深层矛盾，教派仇杀也从无到有，并开始由民间向上层蔓延。伊各派分离意识不断增强，而美国为伊拉克设计的联邦制政体无形中加大了分裂可能，这使美国塑造的“中东民主样板”面临全面失范危险。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很大程度就是由于缺乏清晰的利益目标。伊拉克战争是以反恐名义进行的。但众所周知，恐怖主义是一种非传统威胁，恐怖组织是一种非国家行为体，因此美国的“反恐战争”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将国家行为体（也就是美国眼中的“流氓国家”）列为打击目标，由此便造成战争目标与手段之间的逻辑错位。《华盛顿邮报》载文指出，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反映了这场战争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布什对什么才算是“胜利”缺乏明确定义。布什一方面声称一旦“取得胜利”，美军在伊拉克“一天也不多留”，另一方面伊局势的严峻现实又无法让他说清美国何时才能脱身。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科伯（Korb）认为，由于代价太大和缺乏明确威胁，发动伊拉克战争得不偿失。“我们知道另一种政策一直十分有效，那就是制裁和遏制。他（萨达姆）被关在笼子里。”[37]二是战争破坏了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使美国面临地区霸权国的挑战。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本想通过“破坏性建设”的方式，更牢固地掌握中东地区主导权。但战争的结果却使该地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并导致了美国最大死敌――伊朗作为地区霸权国的崛起。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制约伊朗崛起的最主要因素。当年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地区崛起战略遭遇了伊拉克的强力阻击，两伊战争虽然使双方两败俱伤，但也由此说明，伊拉克对制衡伊朗地区野心的重要性。而对美国来说，两伊关系的敌对，使美国长期坐收渔翁之利，以低廉成本维护着海湾利益。因此，老布什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就曾警告说，干涉伊拉克将使美国承受无法计算的人力和政治代价。赋予库尔德人权力将触怒土耳其，支持什叶派将刺激伊朗野心，将伊拉克分为三块将打破海湾地区脆弱的均势。因此，最好的长远战略就是在伊拉克外面组建反萨达姆联盟、推行阿以和平及遏制伊拉克。[38]然而，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就像公牛闯进瓷器店，把中东本就脆弱的地区平衡完全搞砸了：一方面，两场反恐战争为伊朗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帮助伊朗铲除了塔利班政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又帮伊朗剪除了萨达姆政权。而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还使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由此为伊朗的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这样，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条件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唯一能对伊朗构成挑战的不再是本地区的国家，而是来自外部的力量（如美国），而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伊朗的崛起已成为难以阻挡的大趋势。另一方面，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使伊朗生存危机感陡增，并由此激发了伊朗尽早崛起的危机意识。伊朗决策者认为，伊朗作为美国眼中的“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而萨达姆的教训就是，正是因为他完全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因此，对美国服软不会有什么好处，唯有大力发展军力和“撒手锏”，才能有效震慑对手。这也是伊朗近两年在核政策上日益强硬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内贾德政府上台后，伊朗核政策日益强硬，不断突破西方底线。目前，伊朗通过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正迅速填补因缺乏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区核心国家留下的空白，并由此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这与美国一再强调的“防止地区霸权国家崛起”的中东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美国虽然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伊朗列为“对我们构成最大挑战的单一国家”，并称“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使用世界上最有破坏性的武器威胁我们”[39]，但美国决策层一直苦无应对良策。“对伊朗怎么办”已成困扰美国的头号难题。一位有见地的学者曾预见性地指出：“霸权战略之所以在政治上不可行，是因为它违反了势力均衡的逻辑，超出了美国的资源承受力。”[40]其次是“民主改造战略”存在重大缺陷。美国的民主新战略有一个基本假定，即美国推崇的民主价值观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性标准。小布什认为，“在任何文化中，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道德和真理都是相同的”，只存在“一个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41]这些言论听起来不像是美国在推行现实可行的外交政策，倒像是对其他文明发动的宗教圣战。美国要对深受伊斯兰传统思想熏陶的中东进行全面改造，某种程度确有“改造伊斯兰文明”的嫌疑，这种外交思路不仅缺乏“政治正确性”，而且完全不切实际。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其社会发展程度与美国所期待的自由民主标准相去甚远。以伊拉克为例，它是1920年由英国把奥斯曼帝国中的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三省合并而成，这三部分始终没有完整地整合到一起。因此，“这个以英国浪漫主义理想创建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一直都陷入暴力和高压统治，因为这是保持它的统一的唯一方法”[42]。而“萨达姆之流的真正天赋在于，他们能在他们地区的所有三个政治传统（部族政治、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来回活动的出色能力。他们毫不费力地在一瞬间从部落酋长变成独裁者再变为现代的总统。他们一直在和这个世界下三维象棋，而美国人似乎只知道如何走跳棋――每次只有缓慢的一步”[43]。窥一斑而见全豹，美式思维下的“民主改造”实际是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自近现代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完成改造其他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先例。事实表明，尽管美国为推行“大中东计划”不惜巨额投入，但美国策动的民主改革非但没有使该地区变得更加繁荣、稳定，反而搅动起该地区长久积郁的内部矛盾，使中东未来走向更加不确定性，同时使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维护更加困难：一方面是损害了与中东传统盟友沙特、埃及等国的关系，使这些国家离心倾向增加；另一方面是使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机崛起（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伊朗等均出现类似问题），尤其是2006年1月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上台，令美国极为被动。而且，哈马斯还与伊朗、叙利亚等反美势力出现了相互联手的迹象，从而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从长远看，由于伊斯兰势力是中东唯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而且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情绪高涨，因此，政治改革要么可能出现“伊斯兰民主化”，要么使酝酿于“草根阶层”的反美情绪上升为现实政治力量，[44]出现“反美的民主化”，无论哪种结果都有悖美国的国家利益。“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由此使美国“民主改造”陷入欲罢不能但又难以维系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对美国而言，追求民主的理想主义战略成本过于高昂，使国家陷入入不敷出的衰退处境。“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关系中追求道德事业，就会浪费其国家资源。结构现实主义学派所推荐的大战略是保持均势。那些忽视这一关键任务的国家会被淘汰出大国行列，或彻底被消灭。”[45]时间将会证明这一点。可以说，美国当前在中东的困境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很难在短期内通过自我调整摆脱困境。 结论：霸权诱惑与美国霸权战略的历史命运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学者来说，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被称为“五海四峡四湾一河之地”，自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中东便是沟通各国的枢纽地带。著名中东学者伯纳德・路易斯认为，列强之所以被吸引到中东并长期呆在那里，其根本动机是战略性的考虑，即该地区的军事潜力和危险性。[46]从资源禀赋的角度看，中东又是国际能源中心。据统计，在1995-2005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中，中东探明储量为7296亿桶，占世界探明储量的57.1％。[47]这样，中东实际成为地缘政治和资源中心的重合点，因此具有双重战略重要性。尼克松认为：“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48]与中东这种极端重要性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体系，相反，中东内部矛盾重重，并因难以自行排解而不得不主动求助于外部，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进行折冲樽俎和利益争夺提供了历史契机。伯纳德・路易斯就认为，“中东地区发生的一切取决于来自别处的势力，中东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都是由非中东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状态来左右的”[49]。因此，中东地区至今仍是大国战略棋盘中的重要棋子，而无缘充当战略棋手的角色。这样，巨大的战略回报与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结合，诱使外部大国竞相进入该地区，并将其作为归属未定的霸权名利场。而且，外部大国一旦抵达中东，都按捺不住试图绝对控制该地区的冲动。对一直心怀称霸野心的美国来说，其霸权战略的终点必然是绝对控制中东，进而达到控制对手，称霸全球的目的。尼克松就曾指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50]。因此，美国从未放松在该地区的争夺，而以小布什政府时期为甚。然而，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51]。迄今为止，中东地区的国内和地区秩序都是十分脆弱的。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彻底改变中东的社会结构，解决中东面临的问题。任何大国如果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并试图彻底颠覆地区秩序，都只能徒然消耗乃至透支国力，使中东成为大国霸权的墓场。历史上，老谋深算的英国为控制中东，基本采取了一种“间接控制”的方法，这种方式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效果更好。[52]而美国作为相对年轻的超级大国，当其有机会真正塑造中东秩序时，决意要抛开老英国的有效统治经验，彻底颠覆中东秩序，并试图借此实现对中东乃至世界事务的霸权统治。这种新的霸权战略完全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外交基础，一方面在中东确立起“民主改造”这一近乎无限性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通过战争这一简单化手段来实现该目标，由此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因此，无怪乎沃勒斯坦悲观地预测，“当布什离职时，他留下的将是一个弱得多的美国”
当时美国政坛稳定不需要弄这个可以提高政府民意的举动。而且传说萨达姆政权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结果萨达姆政权稳定后就不吃美国那一套了，所以美国很生气。当时萨达姆经过美国的同意所以才干进攻科威特。结果哪知是美国设置的陷阱。就是为了制造以后打伊拉克的舆论。但是在打败伊拉克后美国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占领伊拉克，那跟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就一样了。但是打伊拉克美国已经是民心说向了。但是还需要世界的民心所向。所以以后美国就开散布伊拉克在搞大杀器，忽悠世界。最后一切OK了就打下伊拉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