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退避三舍是晋文公楚国晋国的城濮之战，卧薪尝胆是春秋时期越国国王勾践指挥的吴国越国争霸之战，围魏救赵是战国时期齐国魏国的战争，纸上谈兵是秦国赵国的长平之战。这些成语都是
退避三舍是晋文公楚国晋国的城濮之战，卧薪尝胆是春秋时期越国国王勾践指挥的吴国越国争霸之战，围魏救赵是战国时期齐国魏国的战争，纸上谈兵是秦国赵国的长平之战。这些成语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留下来的。 成语退避三舍现在多用来比喻不与人相争或主动让步。 成语卧薪尝胆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苦尽甘来。 成语围魏救赵含义是以逆向思维的方式，以表面看来舍近求远的方法，绕开问题的表面现象，从事物的本源上去解决问题，从而取得一招致胜的神奇效果。
纸上谈兵指在纸面上谈论打仗。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春秋战役详细解释？
春秋战国战役：繻葛之战
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在周王室维护独尊地位与郑庄公图谋称霸中原的斗争中，郑军击败周联军于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的作战。
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无力控制各诸侯国。郑庄公利用郑国财力充实、郑君三世充任王卿的优越条件，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王对庄公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逐步削弱其在王朝的权力，周、郑矛盾日益加深。周桓王十三年，桓王免去郑庄公所任王朝卿士之职，庄公因此不朝见周王。当年秋，周桓王统率周军，并征调陈、蔡、卫等诸侯国军联合攻郑。郑庄公率军迎战周联军于繻葛。周联军以虢公林父指挥右军及配属的蔡、卫军，周公黑肩指挥左军及配属的陈军，周桓王亲自指挥由周军主力组成的中军并为三军统帅。
郑大夫子元(公子突)鉴于陈军因国内动乱而士无斗志，蔡、卫军战斗力不强，建议先攻周联军两翼薄弱部分，造成周左、右军混乱而败，尔后集中兵力合击周中军。郑庄公乃令大夫曼伯(公子忽)率一军为右拒(方阵)，攻周军左翼;大夫祭足率一军为左拒，攻周军右翼;大夫原繁、高渠弥合率一军为中军，随庄公配置于两拒中间稍后，相机出击。又改变传统的车战战斗队形，将通常配置于战车之后的隶属徒兵，以伍(五人)为单位，分散配置于每乘战车的左、右、后方，填补车与车间的空隙，形成徒兵与战车相互掩护，密切协同、攻防自如的“鱼丽之阵”。
郑军部署毕，庄公即命中军将挥动指挥大旗，号令左、右两拒同时出击，向周军两翼配属的陈、蔡、卫军发起猛攻。陈军一触即溃，蔡、卫军迅速败退，两翼周军为溃兵所扰，阵势大乱，纷纷溃败。此时，郑左、右二拒对孤立无援并已开始动摇的周中军实施钳击，庄公乘势将郑中军投入战斗。周中军遭郑三军合力攻击而大败，周桓王中箭负伤，仓皇引军而退。郑庄公为求政治、道义主动，禁止祝聃追击，并于当晚派人赴周军慰问桓王及其将领，以示与王室和好之意。
此战，王师大败，周天子威信扫地，不可能再“辅有四方”，大国争霸继之兴起。郑军首创“鱼丽之阵”，并实施先击弱后击强的作战指导，显示出中国古代车战战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战役：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鲁军迎战齐军于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今莱芜东北)，后发制人而获胜的著名作战。
春秋初期，齐、鲁两个相邻军事大国争衡，时有冲突。周庄王十二年，齐国因襄公之死发生内乱，鲁庄公以武力干预齐国立君之事，导致齐、鲁战于乾时(今山东桓台南)，鲁军惨败，军力大损。齐桓公君位方定，不听主政大夫管仲“国未安”，不可轻动的意见，急于对鲁用兵，以报鲁助公子纠争夺君位之仇。次年春，齐出动大军攻鲁，长驱深入鲁腹地，进逼鲁国都。鲁庄公发兵抗御。此时，居鲁国都郊外、出身低级贵族的曹刿，认为当政者愚陋浅识，未能远谋，为救国于危难，不顾乡人劝阻，毅然求见鲁庄公，问凭何而战。庄公初以衣食分赐臣下、祭祀十分虔诚作答，曹刿以其无利于民而不然。及闻庄公所答准情度理断诉讼，方视为“中心图民”(《国语·鲁语上》)，必能得到民众支持，具有制胜之本。乃自请随同庄公出战，参与指挥。
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曹刿深知，鲁虽因乾时之败而军力弱于齐，但抗击齐军入侵则占人和、地利优势，且作战制胜靠“气”，“气”的变化可使强弱易位，“气盈”则胜，“气竭”则败，故未战即确定避敌锐气，待敌疲再反攻，以“气”制胜。两军布阵方毕，庄公按照当时通行的两军相对推进、互为进攻的惯例，欲击鼓挥军接敌，被曹刿劝止。齐军两次击鼓前进，鲁军都按兵不动，只是严阵以待。齐军见鲁军反常之举而疑虑之心愈重，更因两次进攻耗损体力、消减锐气。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气竭志衰，战斗力大为削弱，鲁军则因以逸待劳而保持高昂斗志、旺盛体力。曹刿抓住“彼竭我盈”的有利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数量占优势的齐军。庄公急于追击，又被曹刿劝止。为防备齐军佯败设伏，曹刿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上车轼眺望齐军旌旗，见“辙乱”、“旗靡”，判明确实溃败，乃请庄公下令追击，将齐军逐出鲁境。
此战，曹刿知彼知己，正确运用“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军志》)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敌疲而后击的战法，成为后发制胜的著名战例。假途灭虢之战
春秋初期，晋国传至献公，积极扩军，拓展疆土。晋献公为了夺取崤函要地，决定南下攻虢(国，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但虞(今山西乎陆北)邻虢的北境，为晋攻魏的必经之途。晋献公害怕二国联合抗晋，遂采用大夫旬息各个击破之计，先向虞借道攻虢，再伺机灭虞。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晋献公派荀息携带美女、骏马等贵重礼品献给虞公，请求借道攻虢。虞公贪利，又被荀息花言巧语所迷惑，遂不听大臣劝阻，不但应允借道，还自愿作攻虢先锋。
当年夏，晋虞联军攻下虢国重镇下阳(今山西平陆境)，使晋控制了虢虞之间的要道。二十二年，晋又故计重演向虞借道。宫之奇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明虢、虞地理相连，利害攸关，虢亡虞必亡，劝虞公绝不能答应借道。但虞公认为：晋、虞是同宗，不会相欺，拒不听劝。十月十七日，晋军围攻虢都上阳。十二月初一破城灭虢。后晋班师暂住虢国休整。晋军乘虞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俘虞公，灭其国。虢、虞亡国的惨痛教训，使后世加强了弱国联合抗击强国的思想。
春秋战国战役：泓水之战
春秋初期，宋、楚争霸中原，楚军击败宋军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北)的作战。
齐桓公死后，中原地区出现霸权真空。宋襄公欲代齐称霸，乘齐国内乱之机，联合卫、曹、邾等国伐齐获胜，遂自以为力量强大，公然逞霸主威风。而早已觊觎中原的楚国，正力图北进，不容宋襄公所为，联合鲁、陈、蔡、郑、齐等国，形成与宋对立的集团，并设计使宋襄公在盂地之会中被执受辱。宋襄公仍不自量力，与楚抗衡，于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8)夏，联合卫、许、滕三国出兵进攻臣服于楚的郑国。郑向楚求救，楚成王发兵攻宋以救郑。宋大司马公孙固(一说子鱼)鉴于宋弱楚强之势，力谏襄公不可与楚争锋。襄公不听，由郑地撤军回宋境迎战楚军。
是年十一月初一，宋、楚两军分别进抵泓水两岸。宋军兵力虽处劣势，但已在泓水北岸布阵，有天然水障可用，占据先制之利。楚军渡河时，协助襄公指挥作战的公孙固建议：楚军人多，我军人少，可乘其渡河之际进行攻击，必能以少胜众。宋襄公认为，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若乘楚半渡而击，将是危害仁义之举。乃拒绝公孙固建议，静待楚军渡河而不出击。当楚军渡河而尚未列阵，处于混乱之时，公孙固又请襄公下令攻击。襄公认为，“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乃古时打仗的成法，宋虽是亡国(指商朝)之后，亦当遵古训行事。故再拒公孙固之请，直等楚军布好阵势，才发令进攻。宋军在强大楚军面前大败溃逃，死伤甚众，襄公的亲兵尽数被歼，自身亦受重伤。
泓水之战，宋襄公不量力而行，已是战略失着;既处战场有利态势，又拘于仁义，循于往古，不知趋利避害、因势而行，坐失制胜良机，以致兵败国衰。古人或善宋襄公之为，称其“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反映春秋时尚留存古老之战争观。
春秋战国战役：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
泓水之战后，楚国凭借强大实力和声威，控制了中原地区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中小国家，大有囊括中原之势。时晋国在多年内乱之后迅速振兴。自晋文公即位，内修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扩建三军，国力日益强盛。对外积极图霸，举“尊王”之旗，派兵护送因内乱而逃亡在外的周襄王返国，借以收揽中原各国人心;又与秦国结好，并助秦向南发展，造成楚国的后顾之忧。楚为阻遏晋国势力的发展，与曹、卫通好结盟，使其为抗晋前哨;乘齐国内外交困之机，出兵助鲁占领齐国穀邑(今山东平阴西南)，并留申公叔侯戍守，企图制齐以孤立晋国。晋、楚战略针锋相对，争霸决战呈一触即发之势。
周襄王十九年冬，本是被迫附楚的宋国，因见晋国日强而叛楚从晋。楚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围攻宋地緡邑(今山东金乡)，宋坚持抵抗。次年冬，楚发申(今河南南阳北)、息(今息县西南)之兵为主力，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以子玉为统帅，楚成王亲自督战，围攻宋都商丘(今商丘南)。宋派大司马公孙固赴晋求救。晋国君臣面对救与不救的重大抉择，认为宋国处于晋、楚争霸的中间地带，又是中原较大之国，若听任宋国力尽援绝而降楚，则晋国将难于进取中原;出兵解救宋国之患，虽有劳师远征、以劣势对优势之敝，又有侧背受曹、卫威胁之虞，却是晋国“取威定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良机。晋文公决意出兵救宋，并纳大夫狐偃之策，确定首先进攻兵力薄弱的曹、卫，迫使楚军北上，以解宋国之围。
二十一年一月，晋文公率军至晋、卫边境，欲借卫国之道以攻曹，卫不许。晋军秘密回撤，绕道从南河棘津(今河南卫辉境)渡河(黄河)。为减少伤亡，有意避开卫都楚丘(今滑县东)，直取卫地五鹿(今清丰西北)。二月，向南进军敛盂(今濮阳东)，与齐昭公会盟，对卫形成强大压力。卫“国人”惧晋军势大，驱逐卫成公，晋军乘虚攻入楚丘，占领全部卫地。楚军救卫不及，继续围困商丘。晋文公挥师南下，于三月攻破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俘曹共公。
晋文公虽已解除救宋的后顾之忧，而楚成王也识破晋军企图，不为曹、卫之失而动，更加紧围攻宋都，以逼迫晋军继续南下，孤军与楚联军决战。晋文公自度处于两难：兵临宋境而不救宋，无异放弃求霸;未得齐、秦协力而深入，必是凶多吉少。为变被动为主动，采纳中军元帅先轸之谋，让宋国贿赂齐、秦，使其劝楚撤兵;同时晋执曹君，而分曹、卫部分地予宋。意在拉齐、秦下水，止其观望态度;赶宋国上架，绝其降楚之念;给楚国火上浇油，迫其非战不可。果然，楚见未攻下宋而宋反得曹、卫之地，乃拒绝齐、秦调停。齐、秦既得利于宋而未成调解之功，更加深与楚的矛盾，随即出兵助晋，形成晋、齐、秦、宋联合对楚的局面。
楚成王深知楚军战线漫长、后方空虚、兵力分散的弱点，及见晋、楚双方力量对比改变，战略态势已对楚不利，即令戍守穀邑的申公叔侯撤回宋地，令子玉放弃围宋，避免与晋军决战，自己则率部分军退回申邑，以防秦军袭其后方。子玉不以国为重，刚愎自用，不听成王知难而退的告诫，坚持不撤宋围。成王虽怒子玉抗命，又存侥幸取胜之心，未能坚决命令退军，于犹疑之中给子玉补充少量兵力。
子玉为寻求与晋决战的借口，以晋许曹、卫复国，楚方能解宋国之围相要挟。晋国君臣认为，若不允子玉之请，必结怨于宋、曹、卫三国，并遭诸侯责难，将失去与楚决战争霸的大好时机。乃将计就计，暗中许诺曹、卫复国，唆使其与楚绝交，并扣留楚使宛春，激怒子玉北上决战。子玉不顾客观情势的变化，率军弃宋直扑陶丘。晋文公令全军向卫境退避三舍(一舍30里)，既表明履行以前流亡楚时许下的“避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诺言，若子玉进兵求战，则因以臣犯君而理屈，又可暂避楚军锋芒，向齐、秦两军靠拢，在预定战场展开决战。子玉以为晋军畏楚而退，尾追不舍，致使部队松懈，士卒疲惫。
四月初一，晋兵车700乘退于城濮。楚联军亦跟踪赶至，依托险阻地形驻军，迫不及待地向晋军挑战。此时，到达城濮地区的齐、秦、宋三国之军仅为晋之声援，而追及城濮的楚、陈、蔡联军仍居兵力优势。晋文公虑及于此，谨慎决断，亲自检阅军队，见晋军装备齐整，纪律严明，士气旺盛，方坚定决战信心，并下令就地砍伐树木以增补武器。初二，晋、楚双方在城濮以南对阵。晋军按上、中、下三军部署：上军在右，狐毛为主将，狐偃为副将;下军在左，栾枝为主将，胥臣为副将;中军居中，先轸为元帅，郤溱为副将，晋文公亦在中军，三军统归先轸指挥。楚联军按右、中、左三军配置：实力较弱的陈、蔡两军编成右军，子上为将;战斗力较强的申、息之兵编成左军，子西为将;楚军精锐编成中军，子玉为将。
当子玉自负于“今日必无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时，晋军已率先发起进攻。针对楚军部署特点，先轸令下军副将胥臣给驾车之马蒙上虎皮，率部猛冲陈、蔡军，将其击溃。令狐毛在右翼树起两面指挥大旗，伪装晋上军主将后退，引诱当面楚左军追击;又令下军主将栾枝在阵后用车拖树枝以扬尘，佯示晋军后队亦退，给子玉造成晋军力不支的假象。子玉不察虚实，以为有机可乘，下令全军追击，子西所率楚左军急速推进，孤军突出，右侧暴露。先轸不失时机，迅即指挥晋中军侧击楚左军。晋上军亦停止后退，配合中军实施夹击，将楚左军大部歼灭，余则击溃。子玉自度左、右两军失利，大势已去，急忙收军停战，率残部退走，晋军亦不追击。子玉退至楚方城(起自今河南叶县西南，沿东南走向至泌阳东北的一条长城)外，愧见申、息父老，畏罪自杀。
晋胜楚败的结局，迫使楚国暂时放弃对中原的争夺，中原各国纷纷叛楚从晋。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与诸侯会盟，朝见周王，献所俘获四马兵车百乘、徒兵千人，受周王策命为侯伯，取得中原霸权。
城濮一战，晋国君臣协和，决战前，“伐谋”、“伐交”，争取与国，分化敌盟，壮大自己，力求战略主动;决战中，料敌而谋，由弱及强，各个击破，以奇制胜。楚军谋不为先，坐失战略优势，君臣意气用事，主帅骄傲轻敌，判断失误，受制于人，终致兵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