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汉武帝的旨意，从公元前127年到公元前119年，汉军在优秀的青年将领卫青、霍去病的指挥下，先后在河南(指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以及“漠
根据汉武帝的旨意，从公元前127年到公元前119年，汉军在优秀的青年将领卫青、霍去病的指挥下，先后在河南(指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以及“漠北之战”等三大战役，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匈奴族丧失了对汉军反击作战的有生力量，再不敢在沙漠以南建立王廷了。汉对匈奴作战的胜利，给北部边郡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宁。
汉朝三次反击匈奴的战役
《史记・项羽本纪》中说：“先发制人，后则为人所制。”自古以来，中外在战争中先发制人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在此仅谈汉朝三次反击匈奴的战役。 第一次反击： 公元前一二七年，匈奴贵族集结大量兵力，进犯汉朝的上谷、渔阳，杀辽西太守，俘两千余人。为此，自文景之治以来养精蓄锐多年的大汉帝国采取了果断的回应，汉武帝即派年轻将领卫青统率大军自云中向西迂回，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汉军以闪电之战术，先发制人，突袭匈奴，击败了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秦时大将蒙恬开辟的河南地，建立朔方郡，从关中移民十多万到此屯田戍边，由此不仅控制了河套地区，而且解除了匈奴骑兵对汉都长安的威胁。在此期间，卫青曾先后七次击退匈奴入侵，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掠夺，保卫了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鉴于卫青的战功，汉武帝派特使奉大将军印授予卫青，由其统率所有抗击匈奴的汉军。 第二次反击： 公元前一二一年，汉武帝派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精兵万骑，自陇西两次出击，一次逾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一次逾祁连山（今甘肃境内）奔驰千余里，数败匈奴骑兵，计斩获匈奴四万余人，迫使匈奴浑邪王杀掉休屠王，领数万人来降。汉王朝便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号称五属国。自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为远东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经济的交流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霍去病前后六次击退匈奴进犯，战功卓著，不让其舅卫青，由是受到汉武帝的宠信与重用。 第三次反击： 公元前一一九年，此次出兵是历来规模最大的，远征漠北，为汉朝与匈奴的大决战。汉武帝征调了大量兵士，令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人、步兵十万人及马十四万匹，分道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部队。卫青率西路汉军出定襄，渡过沙漠千余里，与匈奴单于交战。卫青立即以战车“自环为营”，并指挥五千精锐骑兵向匈奴阵地冲杀，先发制人。匈奴亦派一万骑兵向汉军猛攻。双方激战终日，飞沙走石扑面而来，两军阵容都分不清，仍互相拼杀搏斗。最后，卫青派出两支轻骑兵，分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单于，单于遂败退，率领数百亲骑突围逃走，汉军则追至K颜山赵信城。霍去病也率东路汉军出代郡塞外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汉骑兵冲杀勇猛，连续作战，彻底打败了匈奴东部兵，捕俘匈奴酋长八十三人，斩获七万余人。左贤王率残部溃逃，霍去病猛追不舍，直至狼居胥山才胜利回师――此即后来辛弃疾所说之“封狼居胥”也。这次大战匈奴损失八、九万人，大漠以南，再无匈奴之“王庭”。汉军也死了数万人，马十多万匹。总之，双方都损失严重。可是，汉军胜了，匈奴却败了。从此，匈奴远遁，塞北漠南不复有单于政权，匈奴已是“牧马中原空有梦”了！ 三次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是战进攻，采取的是先发制人的战术，既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同时又运用大胆穿插迂回包抄的打法，切断匈奴与别的民族的联系，并派人联系其他国夹击匈奴，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只是在如何看待汉武帝反击匈奴的事情上，历来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大规模的出击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家的虚弱；另一方则认为，在匈奴的侵扰危及汉朝之安全时，就应坚决反击。由是，后世每遭外患，上面两种观点就都会得到回应：主战派坚决要求抵御外辱，主和派则引用历史先例，认为求“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但是我们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从没有“战、和”一是一非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而应当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汉初，天下继秦末及楚汉之战，国势疲敝，民心厌战，若在这时轻易对外使用武力自然不合时宜，故吕后、文帝皆以忍让和亲之策对匈奴。可是匈奴贵族却得寸进尺，以为汉室软弱可欺，屡犯边境，每每一岁掳人即多达万计，甚至威逼至距长安不远之地。倘若至此仍一味退让，则国家焉有安宁之日？而且经过前几代皇帝的六七十年休养生息之后，汉朝国势业已大为振兴，具备了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反击的能力，于是汉武帝毅然决定实行战略反攻，发动了上述三次大规模出击，基本上平定了匈奴这一外患。 汉武帝 虽然，抗击匈奴的确劳民伤财，但若不进行反侵略战争，那么国家就会为守边而征收大量赋税，老百姓也要为戍边而长期承受巨大之负担与牺牲，整个帝国皆将处于外患笼罩的阴影之下。对次，我们可以看看宋代的历史教训。 宋代 在最大的投降派 赵官家 之主使下，一味对金委曲求全，甚至不惜堕落到向金称臣，并岁贡数十万布帛、数十万银两以及割让大片土地，虽有宗泽、岳飞、辛弃疾等人亦只能徒叹奈何，“山河破碎风飘絮”，只留下零丁洋的叹息。从宋至晚清，中华民族倍受外患之苦，一味妥协投降，不思集中力量来抵御外侮，结果一再引来亡国之祸，教训诚可谓惨痛！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外用兵不仅要谨慎选择时机，也必须量力而行。即以汉武帝征讨匈奴来说，经过三次大规模出击后，尽管匈奴遭到了巨大打击，但汉朝也有相当大的损失，此时本应立即停止使用武力，以恢复国力。可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却一味继续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不断拓土开边，这不但日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使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力被无谓地消耗，虽然其晚年也为此而反悔，却已天不假年矣――而后来汉朝廷还要再对匈奴采取和亲之策，所以才有昭君出塞。因此凡事皆应有度，以免过犹不及，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恐会使事情朝相反的方向转化，岂可不慎之？ 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就做得很好。大家可以去看看《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的“突厥进逼京师”，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李世民部署军队，即使决战唐军也一定能够取胜，然而他却采取了与突厥媾和的行动，没有诉诸战争。这是因为，如若发动决战，势必多有所杀伤，这不利于唐朝国内在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需要恢复生产与修养生息的大局，也不利于最终彻底战胜突厥的长远利益（唐灭东突厥之战将另文评述）。由此可见，在做一件事情之时，不应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要从整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着想。唐太宗就是这么做的，于是终于在贞观四年亡东突厥，为唐朝清除了一大外患。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国家，诚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