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99年9月18日，党和政府对“两弹一星”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进行了隆重表彰，授予王希季、于敏、周光召、钱学森、杨嘉墀、王大珩、程开甲、彭桓武、朱光亚、孙家栋
1999年9月18日，党和政府对“两弹一星”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进行了隆重表彰，授予王希季、于敏、周光召、钱学森、杨嘉墀、王大珩、程开甲、彭桓武、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屠守锷、黄纬禄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和钱骥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本着尊重历史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走近钱学森同志，以及他的一双儿女钱永刚与钱永真。为了杜绝抄袭现象，本人只能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同时声明文章只发表于“百家号”和“头条号”这两个平台，其余皆为抄袭！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是吴越王钱镠的第33世孙，祖籍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他的父亲名叫钱均夫，是思想开明和积极上进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前就创办了“劝学堂”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救国理论。
满清政权被推翻后，钱均夫出任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之后还在教育部任职多年，长期从事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宣传。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和优良基因，钱学森自小就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兼具了好学和会学的优点，轻松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主攻机械工程专业。
1907年时，美国为了进一步占领中国市场和提升国际影响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同意退还“庚子赔款”。这笔费用，很大一部分都被用来兴办清华大学，其余部分则被当成奖学金去吸引中国青年赴美接受西方文化和教育。
1934年8月，以第一名成绩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的钱学森去南京参加“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最擅长的数学竟然不及格，而本不擅长的航空工程却拿到了最高的87分。此时，作为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破格录取了他。
叶企孙之所以会录取钱学森，并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因为目睹了“一·二八事变”的惨状后，敏锐地意识到航空领域对未来战争的重要性。因此，他极力推荐钱学森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而且专业领域就是航空航天技术。
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后，钱学森受到了明显的歧视甚至打压，但还是通过优异的成绩让所有质疑者都闭嘴。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就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取得了该专业的硕士学位，令校方大呼“中国天才”。
完成麻省理工的学业后，钱学森考入加州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成为了当时航空理论领域最权威专家冯·卡门的学生。没过多久，他便协助老师完成了科研课题并创立了“卡门——钱学森”公式，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面对成绩，钱学森没有沾沾自喜，相继又提出了至今都影响着火箭领域和航空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概念。特别是，他的一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研究”的论文彻底使自己跻身于世界航空界最顶尖专家之列，甚至能与自己的老师比肩。
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后，为了推行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积极加强军备的研制和生产。期间，他格外注重火箭航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陆续发射了多枚不同等级的火箭，更在冯·布劳恩的主持下开始研制V-2型火箭。
1944年，德军利用V-2型远程火箭突然袭击英国本土，给同盟国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不过，美国政府依然没有真正认识到火箭技术的重要性，继续倾尽全力进行“曼哈顿计划”。
二战结束后，火箭的研制中心从德国转移至苏联，成功发射了一枚推力达到35吨射程达到600多公里的火箭。为了在军事领域不被苏联超越，美国国防部立即拨付巨资成立了“喷气推进实验室”，下设有结构、弹道、材料和喷气四个研究小组，钱学森担任了喷气研究组的组长。
1947年，年仅36岁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了麻省理工最年轻的教授，同年还迎娶了国民党元老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妻子毕业于瑞士路山音乐学院，长年致力于音乐领域并且还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
岳父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在多个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通过代表作《国防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坚信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和弥漫，美国政界和商界都趋于保守，甚至还开始抨击政府“纵容共产主义渗透”。受此压力，杜鲁门总统签署了9835号行政命令，对世界各国的留美人员进行了“忠诚度”的甄别工作。
在此期间 ，加州理工化学系的苏联籍研究员威因·鲍姆被证实是情报人员，长期刺探美国的军事技术。由于钱学森跟此人的私交密切，立即就受到了牵连，还被中情局公开侦讯和秘密调查。
通过一连串的调查，向来都低调务实的钱学森竟然一举成名了。原来，他非但不是潜伏的间谍，而且还是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中情局的报告将他夸得“一塌糊涂”，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更是这样表示:
无论钱学森走到哪里，他都足以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1949年10月1日，经过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后，新中国终于成立了。远在大洋彼岸的钱学森得知此事，兴奋得难以入睡，离开祖国十几年求学，目的就是为了回国报效，看来自己是该回家了！
当钱学森准备回国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就遭到了美国军方的阻挠，不仅禁止他接触任何科研项目，而且还收回了所有的许可证。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不仅向校方提交了辞呈，而且还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过去的10余年，我的确是一名受欢迎的客人，并且引以为荣。但是，现在受欢迎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唯一能做的绅士之举就是离开。
1950年初，钱学森带着一家妻小登船离境时，却被美国政府强制扣留了，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在恩师冯·卡门教授的积极营救下，他才被保释了出来，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必须按时汇报自己的行程。
为了迎回像钱学森这样的技术人才，新中国多次与美方交涉，但却被以“本人不愿意回国”为由进行搪塞。1954年，他向父亲的好友陈叔通寄出了一封私人信件，明确表达了自己迫切要求回国的愿望，如实反映了自己的真实处境。
同年，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出席。期间，中美双方展开了多轮外交谈判，直到第二年才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中方同意释放美军在朝鲜战场被俘的11名飞行员，而美方则同意钱学森回国。对此，周总理欣慰地表示:
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但双方就侨民问题倒是取得了进展，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而言，会谈也是值得的，也是有价值的。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携全家登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漂泊的游子终于回家了。面对各国记者的采访，他掷地有声地表示:
我不会再来了，也找不到理由再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我打算尽最大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能让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为了防范美国方面和台湾方面的暗杀，我国政府以钱父的名义发去了一封“中途切勿下船”的电报。经过二十多天的海上颠簸，钱学森一家终于抵达了香港，通过深圳入境后来到上海拜见阔别多年的父亲钱均夫。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二天凌晨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对着初升的太阳和五星红旗潸然泪下，一次次重复着“我终于回来了”！之后，陈毅副总理代表国家设宴接待，席间征求本人意见后安排他负责科学院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详细资料，钱学森开始马不停蹄四处调研，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亲自安排陈赓在哈尔滨全程陪同。期间，陈庚询问他能否研发出导弹时，得到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一样能造出来！
回京后，尚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彭德怀立即召见他，还在病房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美国从开始研制导弹到搞出了第一枚，前后花了近十年时间。我想，我们国家可以更快一些，有五到八年的时间就完全有可能实现。
这次病房谈话的内容很快被毛主席知悉，准备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他。刚一见面，伟人就起身亲切欢迎:
学森同志，我们盼了你好久。欢迎，欢迎！
等钱学森在沙发落座后，毛主席还幽默地对他伸出了五个手指头，爽朗地说道:
听说美国人把你比作5个师，我看啊，你对我们来说比5个师的力量可大多了！
在菊香书屋的谈话中，钱学森坦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调研期间发现的问题如实向主席进行了汇报。最后，他信心满满地提出发展“火箭喷气技术”的建议，更在伟人面前立了“军令状”。
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明确提出:“我们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这种豪情的背后，是伟人对钱学森等高精尖专家的殷切希望和充分信任，绝对不是无的放矢。
1956年7月，中央军委秘密成立了专门负责火箭技术研究的国防部五局，也称“导弹管理局”。从此之后，在钱学森等专家们的呕心沥血下，我国导弹开始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面对组织的信任，钱学森不仅在工作上屡创佳绩，思想上也越来越进步。1958年9月，他郑重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字字句句都发自肺腑:
回国近三年来，我受到了党的教育，特别是整风运动中体会到党的伟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伟大。今天，我庄严宣布自己愿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并且永远忠诚于党的事业！
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的研究决定，同意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当时入党，需要有关部门对申请人的出身和背景进行严格审查，对于有国外经历的人员更为严格。因此，他直到三十年后还能记忆犹新:
建国10周年前，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1960年，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又担任了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始终都致力于导弹专业的研究。为了培养青年人，他还相继吸收孔祥言、李颐黎、朱毅麟和褚桂柏进入自己的研发团队，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四大弟子”。
1964年10月16日，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中国正式成为了有核国家；1967年6月17日，随着第一颗氢弹空爆的成功，中国更加巩固了自己在核俱乐部的地位。
虽然已经拥有了“两弹”，却苦于没有远程运载技术，中国依然还是无法打破美苏两国的核威胁。因此，研发自己的导弹技术和卫星技术就成为了迫在眉睫的大事，钱学森当仁不让地领衔了“东方红一号”项目。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搭载下升空，彻底实现了“两弹一星”的历史伟业。
功成名就后，钱学森依然保持着低调朴实的作风，转而继续在科研经验培养青年人。1979年，为了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却看淡荣誉，并没有前去领奖。
1991年10月，党和国家隆重召开了“两弹一星”表彰大会，授予了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的奖章，充分肯定了他的丰功伟绩。对于这种荣耀，他本人却谦虚地表示:
这个荣誉并不是最激动的，我真正激动的是前段时间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中组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当读到这个序时，我内心激动无比，因为自己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还与最先进的份子处在了一起。
1999年9月18日，党和国家再次表彰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可惜，由于钱老年事已高，并且长期都卧病在床，无法亲自出席这个盛典。邓小平同志生前曾经深情地指出:
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能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都搞起来。实在了不起！
2003年，中国终于实现了遨游太空的夙愿，“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杨利伟成为了我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从此以后，我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
从太空归来后，杨利伟亲自登门拜访了钱老，专门向这位中国航天的领航人和奠基人当面致敬。此后，神舟六号和神州七号的航天员返回地球后也都亲自探望钱老，逐渐成为了中国航天人的一种惯例。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同志在度过建国六十周年后于北京安然辞世。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国家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还由隶属于北京卫戍部队的海陆空仪仗队抬棺，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共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名叫钱永刚，女儿名叫钱永真。
1948年10月，钱永刚出生于美国，由于父亲钱学森除了在加州理工大学担任教授外，还是五角大楼的重点科研人员，因此工作非常繁忙，鲜有时间照顾他。不过，只要有相处的时间，总会不厌其烦地表示: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家乡在浙江杭州。
1955年，七岁的钱永刚和五岁的钱永真跟随父母踏上了回国的邮轮，准备返回那个被称为“家乡”的故土。多年以后，他还这样回忆:
船一直开了很久很久，都还没靠岸。
回国后，钱学森立即投入到军事科研领域，几乎都是早出晚归甚至一连数月见不着人。在钱永刚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很忙，对于自己的学习并没有严厉的要求，甚至还有一种“散养”的感觉。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左倾思想的蔓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停课现象。当时，钱永刚正在就读高中，按照正常的发展趋势应该考入大学，可随着教育的中断，他只得选择参军入伍。
处在特殊时期，钱永刚的家庭出身和海外背景极大地影响了他，甚至就连提干和入党的机会都没有。若干年后，他平静地回忆那段历史:
成为“五好战士”后，工农家庭出身的战士就可以入党、可以提干了，可我却不行，对我的考验还需要再加码。我什么都慢。
恢复高考后，钱永刚已经阔别学校十几年了，但他没有放弃接受再教育的机会，硬是通过自学在30岁时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支持下出国留学，就读于父亲的母校加州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从2004年起，钱永刚相继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和特聘教授。之后，又接连出任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馆长、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问会主任、西安交大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创新教育顾问等职。
钱永真出生于1950年6月的美国，自小受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在音乐方面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后，以当时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她丧失了可以继续学习音乐的机会，只能接受母亲的“家教”。
随着60年代的到来，全国各地都开始停课停学，钱永真就连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也丧失了。哥哥钱永刚从军后，钱永真只得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下乡期间，音乐成为了钱永真唯一的伴侣，无论劳动多么辛苦，只要有音乐相伴就能坦然面对。改革开放后，她在父母的鼓励下出国留学深造，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学成归国后，钱永真长期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和歌剧系副主任。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后，她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也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音乐人才。
钱永刚和钱永真这对兄妹，虽然不如父亲钱学森那样光辉绚烂，但却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出类拔萃，不辱父辈的英名。@文史不假
为什么非要去美国学习
